开放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4月初，四家具有法人资格的外资银行正式挂牌。这意味着，外资银行可以开展和中资银行相同业务，如境内居民无门槛存款、房贷等，中国金融开放又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曾几何时，面对涌动的实体经济对外开放大潮，人们惊呼狼来了，对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因开放而衰弱表示了巨大的担忧。然而，仅仅20余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却表现出强劲的提升势头，甚至被誉为世界工厂，并引发广泛的国际贸易摩擦。



　　与实体经济部门竞争力迅猛提升相比，中国金融部门的相应表现顿显黯然失色。中国金融部门不仅竞争力不强，累及实行真正的人民币管理浮动汇率制和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等改革措施难以出台，而且还由此累积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可能给中国未来的金融、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埋下隐患。



　　为了切实提升中国金融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及时化解金融风险，人们很自然地希望借鉴实体经济对外开放的成功经验，通过金融开放引进必要的国际金融竞争和先进的金融技术，在创造贸易奇迹之后，再创造一个金融奇迹。不过，考虑到实体经济部门和金融部门对外开放伊始所面临的经济环境迥异，金融开放极有可能产生南橘北枳的后果，对金融开放提升中国金融部门国际竞争力的良好预期不容过分乐观。



　　竞争性的实体经济提升竞争力

　　中国实体经济部门和金融部门对外开放伊始面临的经济环境最大差异莫过于，在实行实体经济对外开放时，竞争性的国内产品市场结构久已形成，而在实行金融开放时，竞争性的金融市场发育才刚刚开始。



　　实体经济对外开放之初，竞争性的国内产品市场结构久已形成得益于当时极具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即公有制基础上的分散投资体制。在改革开放之前，尽管由于存在广泛、严格的价格管制和严重的价格扭曲，中国经济体制称不上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但除了“一五”的短暂时期，也绝对不属于苏联式的中央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分散投资体制。其中分散投资主体既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又包括各式各样的集体经济组织。



　　公有制基础上的分散投资体制使得中国国内产品竞争市场在实体经济对外开放之前就早已形成。正如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理论所揭示的那样，鉴于签订完备的金融合同（即考虑未来所有不确定性的金融合同）成本不堪重负，竞争性的国内产品市场结构始终是积极的，也是最为重要的企业治理机制。毕竟代理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仍需以企业生存为前提。只要存在足够的产品市场竞争，无论产权归属如何，金融市场完善与否，代理人将被迫向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为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