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情的特点，决定中国的民主制度选择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因为中国的人文精神、经济水平和原有制度结构都不同于西方。所以，中国的民主化，一方面，要适合中国国情，要选择适合中国特点的民主制度；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改造的问题。
从经济方面看，民主与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结构本质是不相适应的。在小而分散且穷的条件下，选举、信息的交流、集会等都会成民众支付不起的奢侈品。而社会化大分工、城市化等则对民主既能有效减少供给成本，又能有效增加需求收益。所以，政治冷漠症的产生，经济条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制度结构方面看，民主的推进要受到原有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民主的改革本质是权力的改革，而权力的本质是利益。所以，利益集团的阻力越大，民主化的难度就会越大。
从人文精神方面看，民主需要诚信和理性精神，这也是民主最基本的精神要求。
民主要求民众要有求真精神和批判精神，因为求真精神和批判精神是实现社会正义和达成合理约定的必备条件。而求真精神和批判精神实质就是理性精神的体现，所以理性精神是实现民主精神的一个基本前提。
民主也要求民众一旦达成约定必须遵守，所以，诚信精神也是实现民主有效性的一个基本前提。因为诚信的本质就是遵守约定。所以，没有诚信，约定就只能是一纸空文。
理性决定选择的合理性，诚信决定选择合理性的实现。二者共同构成了民主有效性的基本前提。反之，若没有诚信和理性，民主就有可能成伪民主。民主就有可能成为专制者利用的旗帜，就有可能成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暴政的工具，也有可能成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暴政的借口。
所以，中国要实现真正的民主，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经济，积极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另一方面，要加强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创新。经济是民主的基础，政治是民主的关键，文化是民主的灵魂。政治、经济、文化必须协同推进。但相比而言，政治变革比经济发展关键，而人文精神比政治变革更关键。在历史发展的初期，社会发展可能经济比政治关键，政治比文化关键。但随着历史的不断积累，解决问题的关键和难点就会有所变化。目前，中国的发展的关键和难点应当是人文精神的改造，而且中国发展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洋务运动有物质建设而无制度建设，最终物质建设既没有体现出自身的效率，也没有体现出社会的效率。戊戌变法有制度变革但无人文精神创新，最终制度变革也无法实现。所以，现实表明，若没有人文精神的改造，物质与技术层面的发展只能是扭曲和低效的，同时，制度层面的建设和运行也将是低效和高成本的，法治化与民主化建设将难上加难。但由于历史的厚重沉淀，两千多年专制历史浸泡的人文精神已渗透到国人意识的深层。虽然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对国人的人文精神产生了很大的新的影响，但毕竟影响的时间太短，只有短短50多年。所以，中国发展所面临的人文精神的改造任务更为艰巨和困难。这里人文精神的改造主要目的是要树立诚信和理性精神。否则，民主和发展就只有形式而没有实质，或者将导致民主和发展的成本很高而使民主和发展本身失去存在的价值。人文精神如何改造，这里又需要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的配合，否则，单方面突破难度很大。应坚持的原则是：一是要坚持文化创新； 二是要注重文化层面的开放。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内部动力；开放是文化发展外部前提。开放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开放，制度的开放比物质的开放更重要，而精神层面的开放比制度的开放更重要。有了诚信和理性的精神，社会的发展就有了灵魂，制度的运行就有了效率，物质的运用也就有了合理性的保证，民主也就有了真民主，民主才能最终成为好东西。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1964年10月生，甘肃靖远人，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数学系和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专业。现为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及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兰州交通大学研究生导师和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经济理论和乡村发展及中国经济改革等方面。在《光明日报》、《农业经济问题》、《战略与管理》、《中国农村观察》、《经济学家》等刊物公开发表论文150多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专著5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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