叹股市博弈的不讲主义
2010/3/27  作者:张华强

  虎年“两会”召开之前,股市亦抬起了虎头。我暗自为股市不再与“两会”的利好博弈而庆幸;不料“两会”开幕,3月4日的沪指跌落73点,造成一个月来最大单日跌幅,形成一个大阴线。直接的理由,据说是温总理签署了一份文件,严查金融机构贷款进入股市。此后,股市依然没有走出窝冬状态。

  股市成为政策博弈市不是什么新发现,早有专家在股市呼吁“不要与政策博弈”;但这一回博弈的缘由可以使我们分清一个界限:与政策博弈的不是一般的股民。因为严查金融机构贷款,要清退违规资金,减少游资。一般股民拿着血汗钱、养老钱投资,用不着担心;而对此敏感的,只能是坐在大户室的投机庄家及其幕后的消息提供者。如果以为投机的庄家与消息提供者这次是在出逃资金,回避风险,那是小觑了他们。他们是在给“严查”一点颜色看:你要“严查”么,我就在“两会”召开之际,让你在股市遭遇一阵倒春寒。

  经济学家习惯于拿西方理论模型或者成熟的“主义”建言,以为那可以药到病除;可惜投机者们不按他们的牌理出牌,似乎不讲主义。在2007年的股市“群体性癫狂”中,任何利空措施的出台,引来的都是市场报复性上涨。“利率提升也涨、存款准备金率提升还涨”,监管层谨慎的货币政策得到的却是相反的结果,让人看不懂中国股市。那就是不讲主义的证据。正是不讲主义讲对策,使得股市这个经济晴雨表变成了政策晴雨表,进而沦为博弈记分册。与其说中国的股市是政策市,不如说它是对策市,从对策盛行到政策失灵,毫无悬念的将改革时代推进到利益博弈时代。

  股市的不讲主义,将上个世纪胡适先生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推行到极致。多研究些问题就是发现政策的漏洞,少谈些主义就是干脆把主义的“义”字去掉。这个“义”是义利之争之“义”、正义之“义”、理想之“义”。被坊间称为“政券教父”的阚治东2004年折戟南方证券时,在深圳看守所被羁押期间,竟发现那里有很多同行,感慨几乎可以在那里召开一次中国证券业开创者大会。据分析,中国证券业的拓荒者多数后来遭遇羁押或者身陷囹圄,是因为政策的漏洞实在太大,想回避都不忍心。这也暗合经济学家的逻辑,他们在引进西方理论模型时原本是言不及义的,“主义”便成了仅提供工具的馊主意,于是股市上便出现了政策与对策的轮番过招。果真成了鲁迅先生在杂文《圣武》中所说的那样,“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

  股市的不讲主义,当然不能归责于经济学家,因为“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这种现象仅仅在工具层面上并不十分可怕,可怕的是在义利之争之“义”、正义之“义”、理想之“义”层面上的变了颜色和缺失。的确,“中国时常有将性命去殉他主义的人”,不过那已经成为一个个遥远的传说,至于“因为主义上死了多少烈士”也不再计较。所以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张杰庭在“两会”上说:“老百姓有老百姓的活法,政府有政府的活法,有钱人有有钱人的活法”。换句话说,老百姓有老百姓的主义,政府有政府的主义,有钱人有有钱人的主义,大家尽管博弈。只不过看谁更强势、能够行得通罢了。

  没有大家能够认同的主义,我们“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都是利益在驱动。不仅老百姓有老百姓的利益,有钱人有有钱人的利益,而且政府各层次各部门各有自己的利益,如果不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出招,那才是咄咄怪事。从市场监管方面来说,如果井水不犯河水,倒也可以相安无事;问题在于,监管内部偏偏有着零和关系。比如4万亿刺激经济的天量投资,流在股市上多一点,用在民生上就会少一点,反之亦然。这也是市场对资金敏感的原因。我们有理由相信,4万亿天量投资直接流入股市的比例不大,但因为有了4万亿天量投资撑腰而可以腾挪出去的资金,那就难以估量。有杠杆原理在,难怪股市资金神经如此脆弱,也要博弈一回。

  “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鲁迅先生的这句话现在读来,依然让我们汗颜。这并非说股市的政策博弈市无解,找到答案的前提需要监管方面从局部的、本位的、部门的等等近似封建的地盘中“抬起头”,认同共同的主义。除了股市,在楼市、车市还有医疗、教育的改革领域莫不如此,足(足球)痛治足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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