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息公开视角看政府危机管理
2008/7/1 来源:青年记者 作者:李 倩


  汶川地震发生以后,我国政府表现出良好的危机管理能力。从信息公开的角度可以看出,政府通过多种信息发布渠道,迅速发布信息,并通过议程设置主导舆论,树立了良好的政府形象,增强了政府公信力。同时,政府在危机管理中也表现出一些机制上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改善。
  
  法律背景及媒介生态环境
  
  汶川地震发生于2008年5月12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的第12天。条例规定,信息公开的范围包括“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公开的途径包括“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这符合公众对知情权的要求,也是公民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另外,在2007年1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亦对灾难的应对给予了法律的保障。因此,可以看出,在地震发生后,政府迅速发布信息,迅速调集救援人员以及全国各地力量投入抢险救灾,本身是在一个具有法律保障的系统中进行的。
  另外,于2007年1月1日实施的《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的规定》在地震中也已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规定》全面放开了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的限制,境外媒体记者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即可随时随地进行采访。因此,不仅中国的媒体,外国的媒体亦对汶川地震进行了全面的采访报道。
  随着采访限制的放宽,中国政府官员直接遭遇媒体的质问成为可能。从2004年开始,全国政府三个层次的新闻发布体制已基本建立,即国务院、部委、地方政府新闻发布和发言人制度。其中,尚空缺的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也在5月18日正式露面,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的新闻发布以及发言人制度,对于政府危机管理中信息的公开与控制亦起到一定作用。
  
  政府危机处理的表现
  
  在危机发生以后,政府危机处理的方式、策略以及与媒体的表现都是值得讨论的话题。在汶川地震发生以后,政府危机处理的方式反映了政府危机管理机制的进一步成熟。
  1.政府反应迅速,信息传递透明。汶川地震发生后,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国政府的喉舌媒体先后发出地震信息,向全球通报。随后,中国大部分的广播、电视、网络媒体都开始不间断地对地震信息进行滚动播出。解放军总参谋部、地震局等部门也迅速将其动向告知媒体。
  2.政府通过议程设置引导舆论。危机发生后,政府掌握了约占80%的信息,政府要让媒体报道什么,不希望媒体报道什么,都是危机管理中的重要工作。目前政府主要是通过新闻发布会的形式进行媒体的议程设置引导。
  3.多种渠道发布权威信息,增强政府公信力。汶川地震后政府信息发布采用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新闻发布会与网络权威发布相结合等方式,建立了权威的信息发布系统,对于增加政府公信力起到了一定作用。
  除以上特点之外,政府对于流言和谣言的反应也异常迅速,无论是“广西9级余震预报”事件还是“空降兵牺牲事件”,以及其他谣言的处理,都比较迅速。
  
  地震中政府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
  
  1.官员问责机制中的信息不透明
  截止到6月12日,共有28名政府官员受到处罚,15人遭免职。免职人员中级别最高的是都江堰民政局副局长肖蓉,其他的以乡镇干部居多。在四川日报及新华社的消息中,官员被免职的原因多是“救灾不力”,最详细的描绘是“反应迟缓,不积极履行职责,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并没有通报官员被免职的具体原因。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官员被免职或处罚的原因没有公开,那就没有一个好的尺度去衡量官员的行为。另外,救援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成都市区出现“救灾专用”帐篷的问题,四川省相关部门除了表示要严厉查处以外,并没有公布帐篷出现的原因以及事件的始末。对于公众而言,这也是政府信息不够公开,以及政府问责制存在缺陷的表现。只有在充分了解政府信息的基础上,才能够更好地对政府实行问责,对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官员问责。如果信息透明度不够,那么此项措施在危机管理中的效力也是值得怀疑的。
  2.奖励机制过于倚重大众传播效果
  与不太透明的官员问责制相比,地震后的奖励机制则过多倚重于大众媒体的传播效果。以中国教育部5月30日在官方网站上发布的首批“抗震救灾优秀学生”为例,获得这一称号的学生共有1......点击查阅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