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企业的社会责任

    无论是对于企业还是个人，谈到社会责任都会避之惟恐不及，或是模糊应付，或是表示谦虚，表明个人或企业没有能力来承载这么伟大“公众任务”。
    在这里我们这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笔者将和大家交流这个在管理历史上有着很大争执的管理话题。
    从传统经济学角度考虑，企业仅仅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经营单位，利润最大化是其追求的永恒主题，企业也应该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的。因此，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几十年前就不遗余力地宣扬“唯一责任”理论——“企业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即利用其资源从事专门增加利润的活动”。
    米尔顿?弗里德曼他老人家是坚持认为企业的永恒使命就是盈利，添加社会责任元素只会淡化了企业的主要功能，也将减弱起应该为社会贡献的应有的价值创造量。他认为慈善捐助等活动只能是股东或职员个人的事，决非企业家所应承担。企业家的慈善行为与企业经济目标的关系是相互排斥的。
    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唯一责任“理论的的最大反对者就是管理大师迈克尔?波特，迈克尔?波特认为企业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的竞争环境，而企业家的战略性慈善行为常常可以改善企业竞争环境：当今企业竞争力并非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数量，而是取决于要素生产率的高低。企业控制污染和浪费是在直接提高要素生产率。而企业通过捐赠改善教育与基础设施等，无疑是在以间接的方式推进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其实，还有一个更出名的人物，就是彼得.德鲁克，他也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的一个永恒的职能，企业必须为社会做出一定的贡献，或者说是一种“必须任务式”的职责。
    真是一个“百家讲坛”，众说纷纭，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理论依据。我们不要把视野放得那么大了，适当收缩一下，聚焦国内，很多企业都是在生存线上挣扎的，还谈不上发展，更谈不上已经成为名牌、知名企业。所以在这个时候刻意提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只是把企业的“隐性职能”从冰山下暴露出来？也许这才是我们关于社会责任所应该讨论的话题。
    霍英东老先生已经不在了，而他以前所热忱的慈善事业却被越来越多的人当作饭前饭后的谈资，他所受到的赞扬也越来越多。或许这是中国人的一种惯例，就是一个成名的人死后他的成就才会被越来越多的人珍惜、被越来越多人传诵。但我们这里不管什么惯例不惯例了，我们要讨论的是“霍英东事件”是不是证明了在企业界，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当“企业公民”被赋予越来越多的“任务式说服”的功能时，也许这个时候在整个社会都已经表明了态度，已经默认了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企业也是一种特殊的公民，需要承担与之身份相匹配的社会责任。
    笔者认为，企业到底应不应该承担社会责任？承担社会责任是不是合理？决定权在于这个社会的财富资源分配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有效率的？大家不要以为这么讲有点太“商业化”了，玷辱了伟大的社会责任的本质。其实这个规律是适合商业组织外的一切于利益挂上钩的事物、事件。在市场经济领域里，大家都知道，资源是流向更有效率的配置方式，这样就表现为一切落后的、没有效率的、不符合市场经济的配置方式必将被淘汰。而企业是什么？企业难道不是一个正当的、有营业执照的独立商业组织吗？难道还有谁想要怀疑它的身份不成？既然这样，企业存在的大环境就本来就是一个商业社会、一个市场经济时代。那么它的一切经营行为是不是也应该遵循市场经济下的资源配置规律呢？当然。如果否定这个，那不如回归到计划经济时代，回归到全民所有制时代，那时候大谈企业的社会责任肯定没有人敢反对，因为企业在哪个时候本来就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
    现在不同了，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资源是讲究配置效率的。笔者认为，在国内大多数企业逃离了生存线后，走进更高、更内涵、更高超的企业发展道路时，那时候企业的社会责任必然成为一种时尚、一种必然……
    社会的发展是要协调发展，不可能某个环节跨越式发展，如果跨得太离谱了，将会成为“无源之流”，所以当整个社会都在讨论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政府和企业自身要“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理状态，要站在社会正常发展的规律下看待一切事物的发展轨迹。
    比尔.盖茨会说，我的财富是得益于美国制度。所以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造就什么样的企业、造就什么样的企业家，这都是无可厚非的。就象在一个人的幼儿时代，不能强求他来承担大人的苦恼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