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矿石谈判成为今年春季中国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最惊心动魄的商战。3月末，印度与中国续签铁矿石长期出口合约。同时，作为中国钢铁业谈判代表的宝钢与巴西淡水河谷及澳大利亚必和必拓的谈判已历四轮，仍处于胶着状态。尽管与印度签约为中国随后的谈判增加了一定筹码，但考虑到中国巨大的铁矿石需求，加之欧洲厂商可能已接受12%-15%的涨价幅度，宝钢在未来的谈判中腾挪空间已经非常有限。
对于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来说，这样的谈判结果无疑令人极为不快。这好比一个最大的买家，却在一个大商场中享受不到太多的优惠，必须和其他小买家付一样多的钱。从理论上说，购买量越大，商品价格应该越便宜。而中国之所以在铁矿石谈判中面临这样的不快境遇，主要原因仍在于其内部。
中国的钢铁厂商太多，且很大部分是近几年才设立，投资相当部分来自银行贷款，钢铁产量较低。产能分散导致了各家厂商在国际谈判中地位低微，而贷款的压力迫使这些厂商愿意以较高价格进口铁矿石，以保证生产需求，从而产生足够多的现金流来应付还贷压力。因此，在2005年，作为吸纳全球45%铁矿石海运出口的国家，中国却在国际谈判中地位缺失，被迫接受71.5%的暴利涨价。在2006年谈判中，中国厂商开始抱团，由宝钢作为业界代表与印度、巴西和澳大利亚三大铁矿石供应商谈判。同时，政府对内加快钢铁企业整合，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并对铁矿石进口采取了限制措施，减少铁矿石进口企业家数。这样的做法取到了积极的效果，只是这一国家谈判机制毕竟刚建立不久，要真正发挥作用、实现中国厂商在国际铁矿石谈判桌上的强硬底气仍有待时日。
事实上，除了铁矿石，中国在包括原油、大豆、铜、铝、纸浆等大宗商品市场上都亟需建立一套国家谈判体系，使业界厂商可以抱团走上国际谈判桌，争取较为合理的价格。从伦敦金属交易所、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新加坡商品交易所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近几年最为人熟知的一个名词是“中国因素”（Chinafactor）。许多期货交易者都深信，由于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对多种大宗商品需求旺盛，导致了这些商品价格飞速上扬。部分国家甚至因此将中国视为全球通货膨胀的始作俑者，认为中国的强劲需求唤醒了通货膨胀这个恶魔。其实，高达数千亿美元的国际游资在这里面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而不光彩的角色。
与铁矿石谈判中直接面对供应商不同，中国对原油、大豆、铜、铝等大宗商品的取得有相当部分是通过国际期货市场完成实物交割的。在这种情况下，逐利的国际游资会将商品价格远远推离合理区间，扭曲了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令中国厂商付出高昂的额外代价。近年来大宗商品价格飞涨，给中国带来的是高昂的进口成本与向内输入通货膨胀。有媒体报道称，因国际油价大涨，2004年中国多付出了70亿美元；2005年因铁矿石价格大涨，中国钢铁业多花费近100亿美元；作为世界第一大豆进口国，中国大豆加工业在2004年的损失超过40亿美元。而且，由于中国需求占世界市场的相当大份额，加之缺乏国际市场交易经验，许多游资会刻意在预计中国买方即将入场前大幅提高商品价格，迫使中国厂商付出更多的额外代价。最近的两个例子是位于新加坡的中航油与中国国家物资储备局。在和国际游资的对弈中，前者以惨痛的重组告终，后者则通过合约展期与现货交割来尽力避免损失。
国际游资推高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已是全球厂商共同的心头之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厂商除了抱团与原材料供应商直接谈判外，还应该联合这些大宗商品的主要需求方，共同在期货市场压低价格。只有逐渐学会与国际业界携手合作，中国厂商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击退国际游资的狙击，避免市场损失。
而在国内，中国需要通过市场的方式实现业界整合，加速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最终实现数家大企业相对垄断的局面，方能增强在国际谈判中的凝聚力。然而，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老话：“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大宗商品储备机制，以应对市场价格的波动。当中国拥有足够的储备时，就可以凭借自身巨大的需求获得强势的谈判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