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6月一期刊载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纽约国际政策研究所负责人Ian Bremer写的，题为“管理不稳定世界中的风险”；另一篇是Tarun Khanna Krishna G.Palepu Jayant Sinha写的“适应发展中市场的策略”。 两篇文章提出了一样的结论：那就是既然“全球化”是全球
企业家面临最大的挑战，那么如何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管理市场以外的因素，如在前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政治、社会、安全和
经济因素和后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如何采取适合自己的发展
战略，包括是否要使全球策略适应本地需要，或者改变自己策略的内容，或者干脆远离这些市场。目前在中国的跨国企业和国内跨到国外的企业，这两篇都不能不说是值得思考的文章。
前一段时间里
雀巢、
联合利华、
波音、
宝洁、肯德基、高露洁以及
哈根达斯等国际品牌相继在中国陷入“危机”。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如
联想、中海油包括最近国内的
啤酒企业在跨出国门时都因市场以外的因素受到困扰这些例子都说明今天的企业在向海外扩张时，有能力去了解和预警有可能碰到的危机和风险是非常重要的这直接关系到企业对
投资回报的预期。用Ian Bremer的话说“单从财务数据去做全球投资的决定，不看清政治因素，就像服用营养品时只看卡路里而不看其他物质含量一样”。
从表面来看，跨国企业在中国的产品遭遇“危机”，但深究其中的原因却可以看到危机后面深层的问题。如遭遇苏丹红的KFC和亨氏需要解决的是当全球化品牌在产品本地化，包括产品线延长过程中，应如何加强原料在本地
采购中质量的检测和检测，以保证“初品”的质量和安全性符合其全球的标准；雀巢需要汲取的经验是该公司出品的
奶粉应在符合卫生和工商的检验的同时，也要在原料上符合国家质检部门的要求；SK-II事件中揭示出的问题是厂家包括
渠道中商家，应如何进一步了解国内相关法律和政策对同一
细节的不一样的要求并加强管理在渠道中使用的宣传品中的用语和调研资料。除此之外，上述企业还应研究的是如何了解除
政策法规以外的
媒体的状况和了解如何和
消费者沟通。
Ian Bremer在其文章中指出“所谓政治风险广义上讲就是政治对市场的影响。政治风险的大小取决法律环境
领导人的变化和群众运动的兴起或者说所有从政治上让这个国家稳定或不稳定的因素”。在评价一个市场中的政治风险时，Ian Bremer将其细化为：政府因素，包括政府的执政能力、法律是否有效；社会因素，包括社会安定、青年是否满意、健康水平和教育；安全因素，包括全球化程度、地域战略条件、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以及经济因素，包括财政状况、投资增长、债务等。
从上述各全球性品牌在中国经历危机的情况来看，聪明的企业会从中了解产生危机的原因并形成自身危机预警的机制。这个机制应该是从防范有可能出现问题的方面入手的，可能是法律法规和政策范畴的，可能是产品本身的，可能是文化......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