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经济领域，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企业的出现。现代企业的产生不仅带来了生产技术和经济力量的提升，而且它还带来了新的
组织生产的制度和理念。这些制度和理念，也就是现代精神在生产领域的表现。
正如“现代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所指明的那样，“企业不是单纯的经济实体，它也是社会和政治实体。”在德鲁克看来，企业，这一现代文明的支柱和主要载体，要得以建立，首先要解决两个重大问题， 一个是：“
经营管理者的统治一定要合法化。”另一个就是：“个人一定要有地位和职能。”就此而言，企业就不仅是一个以追求
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生产单位，至少不像它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一方面，在企业内部，经营管理者要为自己管理企业的正当性找寻根据：为什么应该是他来领导和控制企业，而且必须让公众从内心接受这一点。从企业的历史来看，专业管理阶层、资本家和工人、有时候还包括政府官员之间对于
企业管理权的争夺一直是存在的，而且这种斗争通常还是比较尖锐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斗争不仅仅是权力斗争，它也是不同经济伦理之间的斗争；另一个方面，对普通的生产工人来说，他们从事生产不能仅是为了谋生，不能仅仅把他们当作生产工具或者奴隶，在他们由臣民成为公民以后，他们还必须要有自己的“地位和职能”，需要“一种要求伦理认可的确定
生活准则。”。
从19世纪后半期企业在中国诞生以来，企业的命运就一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可以归结为企业在中国的道德基础薄弱，它一直为中国主流的伦理精神和意识形态所不容，被视为异类、甚至是邪恶和不正义的。具体来说，在近代中国，企业所遭受到的抵制主要在于一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士绅阶层对这种新型人际和社会关系的抵制，他们对工商业心存鄙视，畏惧
创新，过分依赖于不劳而获的地租收入，也因此，建基于传统农业社会之上的纲常名教的等级观念以及上下尊卑亲疏远近的人伦关系是他们固有的习惯，他们不愿意接受新的、适合于企业组织的伦理关系。而新的“开明士绅”则不愿担当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运，不愿意承担“为社会找出路”的历史责任，而只是想苟且于乱世，保全自己的财产与安全。他们的怯懦和自私，最终葬送了自己的历史机遇。对于企业制度和秩序的建立来说，也许危害最大的莫过于他们在占有
财富上的过分贪婪和在获得财富上的不择手段，这二者使他们无法获得社会的尊重和认可，也无法建立健康的工作伦理和
竞争规则。其次，由农民转变成为工人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懒散的农民要完全改变他们的生活和生产习惯，这本身已经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而对于近代中国农民来说，他们还需要在这种新的社会中拥有自己的地位和职能，需要新的“确定生活准则”以及“伦理认可”。这种“伦理认可”对他们而言尤其重要，因为只有凭借于此，他们才能克服因变迁而引起的心理挫折者和屈辱感，也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接受新的工作伦理和敬业精神。再次，激进的阶级斗争哲学，也向企业关系的建立提出了挑战。在这些挑战面前，企业必须做出有力而且成功的回应。只有在实践中战胜了这些挑战，企业制度才能在中国真正地建立起来和健康发展。
在近代以来的新式企业中，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在这方面是相当成功的。它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民生公司创办于1925年，10年以后，它便垄断了川江航运，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航运企业。而且它所塑造的民生精神赢得了民生职员的巨大忠诚和拥护，企业的规章制度深入人心，经营管理高效廉洁，为世人所公认。民生精神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建立“一个相互依赖、拥有共同规则和道德支持的集团生活”。民生公司在这方面的探索是非常成功的，这主要表现在它的管理制度和职工的教育等方面。
一、民生公司的
劳资关系。 民生公司努力营造一种劳资合作的气氛。卢作孚主张以集团代替阶级。他认为“民生的远景，是无尽长的利益，无尽长的历史，为尽长的前途。”民生公司在处理劳资关系时，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对资本的限制。
这首先表现在公司的权力分配格局方面。在民生公司当中，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会对于公司的经营管理并没有很大的权力，公司的管理主要集中在以总经理为核心的民生总公司管理人员手中。
在董事会，民生公司对于大股东的权力也加以严格限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股东每一股有一议决权，但一股东如有十一股以上者，从十一股起每二股有一议决权，三十股以上之股东概以二十权为限。”而且，担任董事的人也不受股权多寡的限制。这样一来，就从制度上防止了公司董事会或者说资方代表被大股东控制的局面。并确立了一个原则，既不以资本的多寡来决定在公司的地位和对公司权力的大小。
公司运营的权力实际上落在以总经理为代表的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手里。在民生公司的管理体制中，总经理的权力很大。公司总部高度集权，总公司建立了三室一会四处共25股的庞大办事机构，对下属各分公司办事处，各种船舶......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