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官出来面对公众是好事,但如果说话过头、“表演”过头,一旦危机态势发生变化,或客观事实的发展与之表达完全相反,就会在更大程度上转化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总理、部长在镁光灯下吃鸡,这种在禽流感大规模爆发的情形下的刻意“表演”,在公共危机专家眼中,代表着政府应对危机的一种姿态。通过形象的手法与公众达到有效沟通的目的,消除大家不必要的恐惧心理,提升对政府处理危机能力的信心。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危机研究专家薛澜博士指出,通过媒体形象传播一种危机处理信号,是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一种辅助手段。但这只能“治标”,要治本,还须靠严密的应对措施和实际操作,并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
凯旋先驱大中国区高级副总裁、凯旋集团全球议题及危机管理委员会成员廖国伟则强调,政府官员面对公众表态是好事,但如果“过头”,一旦危机态势发生变化,或客观事实的发展与之表达完全相反,就会在更大程度上转化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官员吃鸡是“治标”妙方?
《财经时报》:从专业角度看,此次中国各级政府在应对禽流感的危机管理中,与去年非典时相比,有哪些不同?
薛澜:虽然两次都是公共危机,但禽流感和SARS不太一样。二者的不同在于禽流感一开始发生在其他国家,并且是人类已知的致病的、高传染性的病毒感染,这两方面都给危机管理带来一些准备时间和条件。
在应对方面,由于知道其危害性,政府已做了相关部署。当它进入中国后,好多配套措施,如防疫、杀灭染毒对象范围等,很快就发布了,其他重要辅助措施包括补偿、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也十分及时。
从媒体报道中,公众也知道,国务院的领导也把此事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从中央政府讲,应该说是组织得力、有条不紊地应对,做得很好。
这里面从SARS中吸取的经验和教训应当说起了不小的作用。
《财经时报》:这次中国政府在应对禽流感危机方面,从公关角度看有哪些可圈点之处?
廖国伟:我觉得有两点,一是姿态,二是速度。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应对禽流感的态势、表现,比去年好很多。政府表现非常开放,并愿意为此做出努力。
另外一点,政府在处理疫情及有关问题的速度相当迅速。因为在处理危机和疫情时,速度是非常关键的。像SARS,应对的滞后会带来很大的被动。从这一点上,政府的反应速度和处理的准确性也是非常重要的表现,可以引伸到控制危机的体制方面。这次禽流感有一个非常好的反应。
《财经时报》:禽流感在全球多个国家发生后,很多政府官员都带头吃鸡,比如泰国总理他信、中国广东省委副书记欧广源及农业部、卫生部官员等。这种“权威”行为是否有助于减少公众的恐慌心理,减少公共利益的损失?
薛澜:政府官员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有效与公众沟通的手段。通过这种方式形象地传递给大众一种信息,消除大家不必要的恐惧心理,提升对政府处理危机能力的信心。这是根据公共心理分析应对公共危机的一种辅助手段。但应该说这只能“治标”,治本还要靠严密的应对措施和实际操作,并且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严密地应对措施和有效的社会动员能力。从更深层次看,整顿市场程度,建立有效的食品安全体系,也将是我们长远“治本”的重要措施。
“政府表态”的风险
《财经时报》:这种“政府行为”实施的基础是什么,科学的判断、政府的信用?这中间风险几何?
廖国伟:危机发生时,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就是要有最高层的领导出来做一个表示,有一个承担。吃鸡也是这样,这是我们在危机公共处理时,减少公众恐慌心理,平息、安抚公众的手段。
高层官员出来控制危机场面,或是做一些动作来给公众看,是非常有效的,也很必要。但问题是,一个高层管理人员出来时说什么、摆什么姿态,这都要在危机沟通方面考虑得非常小心,否则会有很大风险。
有高官出来面对公众是好事,但如果说话过头、“表演”过头,一旦危机态势发生变化,或客观事实的发展与之表达完全相反,就会在更大程度上转化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因此,危机下的政府官员表态或“表演”,在准备时,一定要用科学的态度审量可能给你带来的风险,了解自己表达的底线,估计到有没有实践性或条件性,不要完全没有条件地说一些承诺或安抚的话。
《财经时报》:在面对公共危......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