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商业伦理与中国现实

本刊主编与美国《商业伦理》主编艾尔伯特的对话

　　在美国，如果企业创办人不把自己对企业的所有权讲清楚，对他来讲就是一种"经济的自杀"

　　让艾尔伯特理解中国企业家目前面临的困境很困难：为什么一个企业家做大了一个企业而他却不能拥有它？这说明中国问题的特殊性，能否妥善地解决它至关重要。

　　牛文文：最近很多中国企业家非常困惑-郎咸平教授引发了关于"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存在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大讨论。这实际上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伦理问题，涉及到企业（家）与政府、社会、员工等诸多方面。不知道您对此了解多少？

　　艾尔伯特：我第一次来中国，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里，对商业的批评是无可避免的，在美国很普遍。

　　牛文文：很多企业家身陷争论的漩涡。企业家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企业家精神是否应该得到承认，这是争论的焦点。本质上，这是企业的管理者和政府大股东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有，企业家与客户、供应商、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也在引起人们的反思。比如德隆，一个公司在中国引起这么大的金融危机是第一次，那么多企业受到了牵连。

　　艾尔伯特：美国也存在德隆这样的问题。安然是一个能源公司，它甚至让现在使用能源的人还在付出代价。美国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困境。怎么避免呢？

　　商业是一个包含各方面的平衡体-股东，政府，合作伙伴特别是你的供应商，员工，工厂的社区。人们有一个性格倾向就是希望事情简单化，所以在美国制造了一个商业上的神话：商业目标很简单，只要把股东利益最大化就可以了，从而把一个很复杂的平衡关系变得简单。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觉，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不能因为让一件事情容易理解而忽略所有的关系。《股东价值的终结》里说，一个公司只考虑股东价值的最大化，最终会降低或者破坏这个公司的价值。这一次来中国，我听到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等到经济水平比较高的时候再来建立我们的商业道德。这是很危险的。你在一个小公司的时候就丢了你的信誉，怎么发展呢？你不能把商德当作一个工具，否则在公司遇到大困难的时候你会很难做出决定，而那种时候往往决定你的生死存亡。比如，当年强生公司果断从超市撤下导致不明原因事故的产品（后证明并非产品本身的问题）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并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结果，但他们还是那么做了。这给他们带来了声誉。不要把商业道德当作公关一样操纵。

　　牛文文：说到平衡，很巧，我把中国的商业伦理关系，即企业（家）与政府、股东、合作伙伴、员工之间的关系，比作中国传统的"五伦"。企业家只是商业中的一环。

　　但是中国的情况很特殊。中国企业开始的时候，比如海尔、联想，没有投资人的概念。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企业不断地贷款，而不是融资，所以产生的是债权而不是股权。当企业做得很大的时候，它的股权关系像开始一样不清楚，尤其是企业家、管理者应该占多大的股份没有确定。中国很多企业的悲剧都是由此产生。俄罗斯也有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它采取的解决方式非常激进。目前，这个过程让中国的商业领袖非常痛苦。

　　艾尔伯特：中国比俄罗斯进程慢是个好事情。

　　牛文文：中国的企业家与俄罗斯不同。他们创业时基本上一无所有，通过自己的力量把企业做到很庞大。现在，到退休的时候，需要说清楚自己在这个企业里占多大的股份，但是又很难说清。有些中国学者援引美国的情况认为，企业家只是一个经理人，比如海尔的张瑞敏，有人说他只是一个保姆。没有一个市场给企业家定价，他更大程度上像一个政府官员。美国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艾尔伯特：在美国，如果企业创办人不把自己对企业的所有权讲清楚，对他来讲就是一种"经济的自杀"。但是中国的问题可能比较复杂，如果简单地引用美国的例子会很危险。

　　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现了很多高科技公司，如果公司里的高科技专利拥有者出去成立另外的公司可以得到更大的效益。问题是，他们应该拥有多大的股权？我在波音公司是技术主管，也遇到这样的事，负责与他们谈判。出去的人认为他们应占大股份，但波音公司认为他们的研究经费包括薪水都是公司的，所以大股东应该是波音公司。这个谈判持续了四年，然后那个公司才成立。但是这时候，市场的时机可......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