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新法的阵痛：解读《劳动合同法》

　　尽管华为辞职门事件最终可能证明对这家企业的声望毫发无损，但对于将在一个月以后正式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来说，显然是一个不祥之兆。人们已经看到，7000名华为员工“辞职”、沃尔玛无原则解雇中国员工乃至奥林巴斯萌生去意，其实只是一部新法引起剧烈阵痛的开始，由于缺乏相关制度的设计与配套，实施这部新法的步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注定会变得凌乱而纠缠不清。

　　基于人本的一部法律虽然无法承受所有的公平与正义之重，但它仍然让人充满期待。自全国人大2006年3月20日将《劳动合同法（草案）》公之于众并征求意见，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通过网络、报刊、信件各种渠道表达的意见竟达19万余件。权威的立法专家也承认，在共和国历史上，还没有一部法律在审议通过之前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就在今年6月19日《劳动合同法》得以通过不久，国内谨小慎微的政治观察家便断言这部新法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力度即使在国际上亦属名列前茅。据说，一向自以为是的美国国会也多次采取行动，敦促布什总统对中国新《劳动合同法》所给予工人权利和保护的条款予以公开支持和赞扬。

　　牵动成千上万劳动者和资方神经的一部新法，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带给世界以惊喜。细心的研究者发现，过去始终在雇主和雇员之间谈不拢、伤感情的纠葛问题在这部新法中甚至都没有得到清晰的描述，但这丝毫不妨碍《劳动合同法》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将要产生的深刻影响——它不只是代表一个时期的劳资新政，更是建设新型劳资关系、缔造现代企业文明与和谐社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起点。

　　寻求单兵突破

　　2005年，一幅名为《乞薪》的新闻照片在多家网站挂出来，又迅速被删除。由于没有官方评论，使整个事件显得扑朔迷离，但有幸看到过这张照片的人无不深感震惊——数十位衣衫褴褛的农民工齐齐的跪在寒风凛冽的工地上，只为向老板讨要那微薄的血汗工钱好回家过年。这样一幅真实的照片对于描述一个转型社会的劳资关系，显然胜过千言万语。它不只是为富不仁者道德沦丧的一个写照，更印证着弱势劳工与资方的权责倾斜已走向极致。

　　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乞薪》现象俯拾即是。按照劳动法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常凯的分析，从1995年至今，中国经济结构已经有很大变化，产权结构中私产已经占据相当大的地位，经营权也已经市场化，中国由此形成了由所有权和经营权联合起来的利益主体和集团，它们共同面对劳动者。在此情况下，劳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市场中的主要矛盾。同时，现实中劳动者的权利却一直被忽视。旧体制不复存在，新体制下的权利没有建立，这种权利真空会导致激进行为，导致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劳动合同法》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从形式平等达至实质平等，公权介入是一大特点。”常凯说。

　　一般都认为，常凯概括的这个背景无疑是《劳动合同法》的深层立法原因。在一部法律颁布实施之前，耗费比较长的时间让公众参与讨论，并认真对待和广泛吸收其中的不少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合同法》应该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制定和推行一部新法显然不同于那些有气无力的局部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劳动合同法》得益于本届中央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对弱势劳动群体权益加强保护的政策愿景——借助一部法律比依赖政府官员的“爱民”和企业所有者的仁慈显然更加有效。这也同时决定了，在完成缓和劳资矛盾、保护劳动者权益和实现法治这些国家诉求的过程中，《劳动合同法》必须肩负起前卫的角色，实施单兵突破。

　　劳动合同法起草之初即伴随着巨大的争议，不同的利益方也为此展开过各种博弈。因此，推行这部新法的复杂程度显而易见。学者李曙光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实施一部新法应考虑整个制度的协调性，中国当下的问题非常复杂。一部好的劳动合同法应该是在几个利益主体之间寻找到平衡点，既要有强大的工会组织，也要有对抗的企业家团体，能够形成一个好的谈判机制，这样才能保护好各方的合法权益。

　　在多数劳动关系研究者看来，李曙光并非杞人忧天。在中国还远未形成自下而上结构的真正意义的工会组织，也没有形成一个追求个人利益并且负责任的企业家阶层，而缺少这些步调一致的主角，《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肯定不会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