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重要的要素价格,中国工资收入的增长一直是引人瞩目的话题。一方面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工资水平增长率连续四年处于两位数的水平,世所罕见。然而另一方面,据媒体就民众对当前工资的满意度及工资差距等问题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对当前工资状况不满意的达96.5%,为什么职工工资大幅度提高而满意率却没有相应提高?这个巨大的不等式之间到底有什么因果关系?本报特邀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夏业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承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刘秉泉共同探讨这些问题。
工资增长效应仍不明显主持人:记者日前从中国劳动学会主办的“深化企业薪酬制度改革 促进构建和谐社会”论坛上获悉,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和职工平均工资连续四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并分别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改革开放以来职工工资水平增长最快时期。请问,该如何理解这一结果的社会学和经济学意义?
夏业良:平均工资连续4年以两位数增长,应该说在世界范围都是比较罕见的。但是为什么老百姓却感觉不明显呢?我想这种反差也许比数字本身更值得我们思考。
我认为,最近一些年“平均工资”、“平均房价”等等已经成了一个带有很大误导性的概念,它往往掩盖了真实问题,成为少数人谋取政绩的工具。
以平均工资为例,究竟主要的增长群体是哪些人,低收入群体增长情况究竟如何?如果垄断行业或者高收入群体增长过快,进而整个拉升了平均工资,那么,这种抬升普通百姓当然没有明显感知。
经济学里面有这样一个概念: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例如,给穷人增加100元工资,会明显改善他的生活,他会用来购买生活必需品,增加幸福指数。但是,如果这100元是给了一个月收入10000元的人,也许他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也不会因此而显著增加消费。所以,涨工资进而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当然是针对低收入群体更为有效。
其次,给穷人涨工资的“乘数效应”也远远大于给富人。假如给1万个穷人涨了工资,他们会立即去消费,这个市场就会活跃起来。最初投资所撬动的最终效应,可能会放大很多倍。
刘秉泉:这一结果表明,近年来在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职工工资收入也保持同步增长。国际经验也表明,扩大居民收入份额,使居民收入增速等于甚至在一定时期内适度快于经济增长,从根本上有利于扩大消费、拉动内需,从而进一步带动宏观经济增长。因此,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大格局还将适度向城乡居民个人收入倾斜,保持居民收入的稳步快速增长,应该成为我国经济转型时期保持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本政策取向。
张承耀:工资水平的快速增长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效果:好的一面是职工收入增加了,购买力增加了;不好的一面是工资成本增加了,总体竞争力就会受到影响。
单纯拿工资水平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增长比较还很不全面,因为还得看消费指数、房价、股票价格等各个方面。仅仅看工资水平增长的意义不大。
中国已经摆脱国富民穷?
主持人:有人认为,近4年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职工平均工资增长最快时期,可以侧面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更多的惠及普通百姓,中国已经开始摆脱“国富民穷”的尴尬。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夏业良:我认为,单纯一个平均工资上涨的数据,很难支撑这么宏大的结论。
中国以往的社会言论一直主张的是国富才能民强,其实,西方市场经济一直主张的是民富才能国强。在经济发展中,个人才应该是受到最多关注的本体,国家则是由个人这一主体而派生出来的公共实体概念。现在很多统计都往往把个人实际获得的福利忽略掉,一味追求政绩与数字迷信。例如,为了说明公共图书馆增进了社区居民福利,总是强调藏书达到多少万册,却不提借阅是否方便,借阅率有多少。回到平均工资上涨的话题,我认为平均数往往说明不了问题,尤其在时下的国情。
个人建议,相关部门以后再进行类似统计时,还应该进行细分化研究。例如,不同行业收入增长情况,不同收入阶层增长情况。在我看来,年收入5万元以下甚至两万元以下群体的工资增长情况更值得关注。
刘秉泉:近几年,国家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坚持“调高,扩中,提低”战略,特别是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方面出台了很多政策措施。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2004年3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了《最低工资规定》。各地区按照“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的要求,纷纷进行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截至2006年底的近3年期间,累计调整60次,每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平均调整1.9次左右,调整频率明显加快。2006年,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幅度一般都在30%左右,有的省份调整幅度最高达到64%.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直接影响着职工工资水平的提高。
主持人:有人经过倒推,发现该调查统计是不包括9亿农民的,也不包括大约1亿名体制外农民工、自由职业者等劳动阶层。请问这......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