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旬,广东省青少年研究中心完成了在广州、深圳、汕头、中山、佛山、东莞的制造、服装、五金、玩具、电子、食品等企业中,对外来就业青年业余生活状况的调查。调查显示:2006年末,广东的常住人口为9304万人,外来人口超过2600万。外来人口中18—40周岁的外来就业青年占70%—80%左右,数量在2000万左右。
外来就业青年中,“80后”(18—28周岁)所占比例接近80%,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已经达到23.2%。
“要的是开心”——更加关注自我
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为子女勤俭克己,第二代农民工有的却很少寄钱回家。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为了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而外出打工,因此,他们更加关注自我感受,更希望被尊重被认可。
蒋石山,53岁,福建泉州人,1977年为了养家糊口来东莞“干活儿”。时隔30年,3个儿女长大成人,老蒋又来到东莞:给厂里打扫卫生,每月600多块,包吃住。“主要是为了陪在东莞打工的二女儿,攒些钱帮子女把婚姻大事办了。”在创域塑胶电子厂门口,这位老实木讷的“老外来工”告诉记者。
老蒋的二女儿蒋艳凤,“五一”节刚旅游回来,听见爸爸这么说,立即痛快地表示,要找个城里人当老公,“以后孩子读书好办”。她的理想是进事业单位,像城里人一样有份稳定的工作,受人尊敬。
今年初,广东省针对第二代农民工开展了专项调研。结果显示,珠三角地区的第二代农民工在选择工作时,非常关注“对人的尊重”,看重“有人情味、家的感觉”,希望被他人尊重和被社会认可。
记者在东莞横沥镇与联志玩具厂的5位工人座谈时,注意到他们普遍对工厂的环境和打工时是否开心比较在意。“关键要开开心心每一天!”20岁的练冬燕用广东兴宁话告诉记者。
年轻一代外来工,业余生活比老一代要丰富多彩,文化广场的卡拉OK、图书室、娱乐室都是他们业余时间的去处。许多农民工有过去酒吧和小歌厅唱歌的体验,在大排档喝啤酒是他们老乡之间经常的聚会。他们中的许多人还会跳交谊舞。练冬燕则告诉记者,她喜欢“蹦迪”。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代农民工也受到了一些不良风气和固有陋习的影响,出现了“娇子农民工”、“月光族”等现象。练冬燕就说,她的工资只够自己花。调查显示,有68.5%的人收入主要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资很少寄回家,70%的人拥有手机或小灵通。
“像城里人一样”——更加认同城市
对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来说,到城市务工只是阶段性的,一旦赚了票子、建了房子、娶了妻子,就又回到农村当农民。第二代农民工显然没这么恋乡,对城市也没这么“生分”与“客气”,融入城市的愿望更强烈。
周柳章,47岁,江西吉安人。5年前,他带着妻子来到石排镇,给一儿一女当“陪工”。
“外面的世界太花,担心孩子学坏,孩子来东莞几个月后,我们就跟来了。”周柳章告诉记者,他在康年制帽厂做机修工,一个月花销500多元,包括了房租、抽烟和手机费,这跟儿子一个月零花钱差不多。老周最大的愿望就是早点抱上孙子:“他只要一成家,我和他妈马上就回老家去。”
老周的儿子周敢,23岁,发型时尚,颈挂饰坠。他的零花钱,主要用在抽烟、手机费和朋友交往。对于父亲的愿望,他不以为然,他更希望今后有机会自己搞个小厂,在城里安顿下来。
“像东莞人一样!”记者采访中发现,这是许多第二代农民工的口头禅。再追问下去,理想很清晰:有城市户口,有房子,有养老金,孩子能进城里的学校读书,这些成为“城市化”的外在标志。
傅晓军,湖南邵阳人,来石排镇打工8年了。去年,夫妻俩拿出积蓄,在石排买了套二房一厅的房子。傅晓军说:“有了房子,就有归属感了!”同事也打趣道:有了房子,才敢要孩子。
张群莲,广东茂名人,她每月1500元工资,会存1000元,主要为儿子将来进城读书做准备。
调查显示,尽管目前城市的管理、服务与青年农民工的实际需要相差甚远,但超过一半的第二代农民工愿在城市留下来,27.4%希望一直留在城市参与城市建设和分享城市发展成果。东莞市委宣传部的胡毅中认为,这说明第二代农民工内心对城市的认同感和渴望融入,他们希望参与城市种种公共活动,体现自己的价值。
东莞市石排镇劳动和社会保障分局的曾庆堂认为,第二代农民工的生活已逐渐城市化。“由于资讯发达,他们和城市孩子在相同的文化中长大,不管是外在的穿着、谈吐,还是内在的价值观、思维方式,都与城里孩子渐趋一致。他们到城市打工时,并未产生明显的陌生感,而是认同感‘增加’。”
“衣领从蓝变白”——加速自我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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