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幽默:伟大理想的后遗症
2004/10/28 来源:茶朵

  小时候的我不像现在这般浑浑噩噩得过且过,而是志向高远并懂得付诸努力。我的理想是当个扬名天下的作家。别的小朋友对老师布置的写日记这样的作业恐惧万分,我却异常积极。老师要求500字,我就写够1000字。我认为写得越多,离作家就越近。小学我换过几任语文老师,对我的作文,老们的评语惊人一致:“细心,善于观察生活。”当时我认为这评语是表扬之意,所以乐得屁颠屁颠的。并更加“细心地观察生活”并记录生活。因此,我当时的日记极具当今贾樟柯电影的写实风格。家里的猫少了根须、王二毛同学和人打架头上长了个包、张阿姨骂张叔叔挨千刀后又和他搂搂抱抱、老师在课堂上放了个响屁等等诸如这些,都被我写进了日记里。

  现在看来,对我那洋洋洒洒、乱用成语、狗屁不通、错字连篇的作文,老师们实在找不到其它优点,只好用那样的评语,以保护我的积极性和自尊。就像对一个姑娘,她长相一般,又无过人之才,只好赞她一声“可爱”。

  等我一天天长大,理想也渐行渐远。我没有成为作家,只是个广告公司的小文案,写的东西甚至被小学毕业的客户改来改去。不过,我曾有的远大理想却给我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我不仅像当年老师表扬的那样“善于观察”,甚至把它发扬光大成了个习惯。

  比方说,在公车、地铁上,我一般不会闭目养神,而是喜欢观察车里的人。听着某些人用手机通话,我能根据他们声音的微妙变化猜出对方是他妈还是女友或是老板;看着某女的穿着打扮,我能估计她的大概职业并发现其脸上粉底的细微不匀。

  又比方说,在电梯这样狭小的空间里,我不敢失礼地直盯着人家,但依然能用眼角的余光发现一些问题。例如,每天几乎和我同时下班的在18楼进电梯的一男一女,男的我听人家叫他“董事长”,女的我听人家叫她“苏秘书”,董事长和秘书同进同出本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但我却发现两人间非同寻常的关系。因为我某次看见两人进电梯时给了对方一个炽热的眼神,董事长替秘书拿掉了一根附在衣上的头发;某次听到了董事长在接听电话时说今天要加班不用等他回家吃饭,而他挂了电话后却和苏秘书商量呆会吃饭后看哪部电影。而且他接电话时我分明看到苏秘书板起了脸,而之后又展颜微笑。

  有时我会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太八卦。有时也会幻想,如果做个娱记,我应会很出色。因为我早看出周迅和李亚鹏在《海滩》时就有的貌合神离,看出那英刚怀上“高兴”时的身形变化,看出杨采妮眼角间的皱纹和她身家败落的联系。也看出某裁判和球队的积极配合,哦,打住,这不是娱记的工作范围了。不过,谁又能说现今的足坛不是充满了闹剧的娱乐色彩呢?

  不过,我也有失手的时候。一次在公司老板笑吟吟地问:“这文件是谁做的?”我察言观色后判断,老板是对文件非常满意。所以我中气十足地骄傲地回答:“是我!”结果,是换来一顿猛批,被责重做。我想,不应该因此而怀疑我的观察力吧,这实在怪老板太会笑里藏刀,让我等高手也捉摸不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