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美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行各业出现了许许多多大公司，它们与亚当？斯密式的专业小工厂有着明显区别。钱德勒在其代表作《看得见的手》中曾经说道：“……1840年时的一个美国生意人可能会发现，他对15世纪意大利的生意环境要比对70年后的自己国家的生意环境更为熟悉。”对这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的大型企业，美国国内外都以一种怀疑的眼光审视着这些怪物，观测着它们的社会效应。人们有理由担心，这种快速增长的大型公司，凭借它们的经济实力，有可能会损害公众的利益和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事情也好像正在验证人们的疑虑，20世纪初，大型企业在美国国内外市场上呼风唤雨，几乎无所不能，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约翰？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托拉斯。由此，为了防范托拉斯对“自由”的伤害，美国在“进步运动”中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托拉斯浪潮。尤其是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时期，《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开始得到严格执行，试图给这些企业怪兽带上用自由贸易原则铸就的紧箍咒。
美国人反对托拉斯的理由十分简单直接。按照斯密的理论，经济的发展源于竞争，而大企业近乎垄断的地位，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甚至限制自由竞争。在把“自由”看得无比重要的美国人心中，垄断是十分可怕的。但是，现实的经济发展，不是按照理论公式算出来的。按理，大企业的霸主架式，必然会降低竞争程度。既然美国经济已经被大企业控制，这些大企业已经取得了垄断地位，美国经济应该是没有效率或效率低下的。但是，现实却恰恰相反，美国经济在世纪之交获得了空前的蓬勃发展，1894年工业产量超过英国而跃居世界首位，1910年前后占世界工业生产的35%，到1929年经济大萧条之前已经占世界工业生产的42%.理论不能解释现实，就只有变革理论。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美国经济的起飞做出了各种解释。例如，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道格拉斯？诺斯，就提出了“一国三方”的经济发展模式：美国北部为南方和西部提供工业品，南部为北部提供棉花，西部为北部提供粮食、皮革等。三方有如一个“三足鼎”，共同支撑着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针对这个问题，钱德勒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型理论。他认为，支撑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正是这些大型企业，因为这些大企业存在着速度经济以及管理协调的高效率，从而使美国经济获得了比斯密式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更高的发展速度。那么，美国现代企业诞生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是什么呢？它们诞生的过程是怎样的？这些大型工业企业的内部结构又是怎样的？这些疑问，钱德勒—给出了解答。他认为，美国工业企业的诞生过程可以分为 三个阶段：基础设施的准备；分配与生产中的革命；现代工业企业的成型。 基础设施的准备美国是一个新兴国家，版图辽阔，市场巨大，资源丰富，人口增长迅速。特别是19世纪中期开始的“西进运动”，人口从东部城市大量向西部偏远地区迁移。这种人口的迁移，使得人口的分布很分散，不易形成集中的市场，与此同时，多数人居住在农村，城市化水平较低。这种市场状况，决定了在1840年之前，美国的商人们以一种原子状态的离散分布方式撒布在广袤的原野，犹如漫天繁星，不能聚汇为集中的经济枢纽。这是一种典型的斯密式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
改变这种离散分布的重要因素，是运输和通信革命。铁路和邮政，对美国企业的兴起产生了划时代的催化作用。1830年，从纽约到芝加哥需要三星期的时间，到1857年只需要两天。运输革命的开展，不仅加快了物流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增加了经济的可预期性，企业主能够根据市场情况及时做出相关决策，大大增加了市场的确定性。除此之外，美国铁路的修建对经济还存在间接的深远影响。邮政与铁路紧密伴随。过去，通信靠的是驿站和马车，1847年，通过铁路递送的邮路占10.8%，轮船递送占10%，近80%邮路还是驿马递送。到1857年，铁路就成了邮政的主干。1852年，2.3万英里的电报营业线，把通信革命推向新阶段。信息传递速度的提高，邮费的降低，准确性的增加，使企业主如虎添翼。
铁路管理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小企业管理，它要求必须在广泛的范围内进行统一的协调经营，而不能进行简单的分散化处理。这对当时的管理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为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对此，美国铁路的管理者们展开了积极的探索，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铁路的管理开始进入正轨，各种制度规章（包括会计统计制度、管理协调流程等等）已经完善（参见本刊2007年第3期《管理学的先驱》）。这种新型的制度，基本上被后来的大型工业企业全盘采纳，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有了进一步的改进。由于铁路管理的复杂性，所有者或者......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