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苏州东莞晋江经济小龙变型记

　　温州苏州东莞晋江中国经济小龙变“型”记 
 
　　经济模式不仅仅是经济学家案台上的“象牙塔”，更是实践中得出的真知。苏州、温州、晋江、东莞这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曾是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一个“参照系”，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标志，也是一个区域“先富起来”的神话。 
 
　　在如今新的周边环境下，它们又将走出怎样的路径？

　　温州进入“凯恩斯主义”时代？

　　温州模式

　　1986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以“小商品、大市场”6字概括了“温州模式”，称其重要意义在于激活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大市场，并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了流通网络。温州模式的特点是，区域经济主要靠小企业支撑。温州有近10万家中小企业，中小民营企业对温州经济贡献率高达90%。由于历史原因，国家对温州很少有投资，温州几乎没有什么大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

　　回顾篇 当年之勇 “弹棉帮”红遍全国

　　温州民营经济的发育是从“弹棉帮”开始起步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物资极度匮乏，温州的“弹棉帮”遍行全国，掌握了大量市场短缺的信息，一部分人回乡后就搞起小作坊，生产纽扣、衣服等小商品，再借助遍布全国的“弹棉帮”将小商品推销出去。

　　1985年，当国内其他地区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束缚时，温州已有30多万人在闯荡市场，成为当时国内令人瞩目的经济现象。

　　温州这个令人惊叹的地方，生产出了占全国市场份额10%的服装、20%的鞋、60%的剃须刀、65%的锁具、80%的眼镜、90%的金属外壳打火机和90%的水彩笔。电器、泵、拉链、五金制品、汽摩配件、文教具等产业在国内也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成长篇 发展之痛 “先锋性”遇半衰期

　　近年来，盛名之下的温州却似乎有点其实难副，“前面的标兵越行越远，后面的追兵咄咄逼人”，传统产业的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成为影响温州竞争力和成长性的重要因素。

　　“温州模式”扬名世界的三件“利器”也出现了钝化迹象：一是温州价廉物美的轻工产品，频繁遭遇国际贸易壁垒，出口受阻；二是温州资本难寻出路；三是温州第一代创业者的市场精神，在第二代接班人中已难觅踪迹。

　　温州市政府在经济发展初期奉行“无为”，这种施政理念为温州民营经济的自由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在“无为”的旗帜下也受到削弱。

　　转型篇 政府之变 从“甩手掌柜”到强势政府

　　2005年之后的温州经历了政府职能的一次巨大转变，从一向奉行的“无为”到“有为”，从“不管”到“强管”，招商引资成为这个地级市的“一号工程”。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表示：“如果没有外来资金的投入，没有先进设备的引进，没有先进智力的引入，温州要实现又快又好发展，难度很大。”

　　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西方自由放任经济时代的结束，温州在经过20多年的自由发展之后，是否也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凯恩斯主义”时代呢？一个强势的政府又会将“温州模式”引入怎样一条道路？这是一个尚未得到完全解答的课题。

　　东莞从“东莞制造”走向“东莞创造”

　　东莞模式

　　“东莞模式”主要指东莞充分发挥人缘、地缘、政策优势，以加工贸易为突破口，以外向型经济为向导，迅速实现农村工业化、产业现代化、经济国际化的经济发展模式。

　　“不管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下订单，都在东莞制造”，这一形象的说法曾令东莞人颇为自得。20多年间，东莞发展成为年总产值超2000亿元的“全球加工制造业中心”，外贸总量名列全国大中城市第三，居全国地级市之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