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芳通常有两张名片,一张名片的头衔是中科院软件所首席研究员,另一张则是中科红旗董事长。作为一个科技
创业的
企业管理者,孙身上这种矛盾化的多重性格十分鲜明。
孙玉芳,中科院软件所首席研究员,中科红旗软件公司董事长。
“红旗飘飘,玉芳不倒!” “他在中科红旗软件公司不要任何股份。”公司员工这样评价他。孙玉芳是一个怎样的人?是文人气质颇浓的中国UNIX七大权威学者之一?还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商人? 历经从一个科研精英到纯粹商人的锐变,究竟哪一个才是事件真相背后的孙玉芳?
逼上梁山?
孙玉芳是搞研究开发出身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他考进了北大数学力学系与无线电系, 1972年,北大筹建计算中心,他授命直接参与中国第一台计算机的设计和制造,当初我国没有任何研究资料。1978年孙玉芳离开学校,考到了中科院研究生院,系统化地学习了计算机知识,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UNIX操作系统,此后的20多年里,他与UNIX和Linux结下了不解之缘。”
“后来我们导师说想搞个UNIX公司。在国家六五、七五及八五计划中,国家也提出,希望我们能拥有一个本土化的软件。”
1998年,孙玉芳着手研究Linux,1999年8月第一个红旗版本推出。此后的路顺理成章,上海联创和香港清华科技投资注入资金,经过系列规范化运作,2000年6月,中科红旗软件公司成立。”
应该说,当初孙玉芳做中科红旗并非心甘情愿,如孙所说:“当时所里讨论并研究决定说,孙玉芳,你一直做技术,这回你去做企业,亲自尝尝企业的滋味吧。说实话,那时我根本不想搞企业,因为我对技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当时我说再请个管理型人才吧,但他们说,不行。”
“后来还有人想做总经理,当时我很高兴,说:那你就做总经理吧?我做副总为你提供技术上的支持。但还是不行,无奈之余,我只好逼上梁山。怎么说呢,偏巧我这人很固执,既然做了,就要全力以赴做好。”
确切地说,孙玉芳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商人。作为生于40年代的中国科技精英,中科红旗之父孙玉芳的身上有着中国第一代科技创业者身上独染的红色气质。
被问及中科红旗一名的来历时,孙玉芳多少有些按捺不住兴奋:这个‘红’对我们中国简直太重要了,毛泽东曾说过:红旗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此外,有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还有我们的五星红旗。总之,在世界上,如今人们一提起红旗首先就会想到中国,斯诺有本书叫《西行漫记》,也叫《红星照耀中国》,是吧?”
“红色在中国带有喜庆的气氛,我认为红是一种很好的颜色,你看,一穿红衣服我们第一个就是想到喜庆。”
“红旗就是我的市场,我将它当成一辈子的追求来做,可能我从中得不到任何东西,但我拿自己的所学为国家为老百姓做点东西,这就足够了。”在孙身上,孜孜报国的“红色”情结显露无疑。
双重身份?
孙玉芳通常有两张名片,一张名片的头衔是中科院软件所首席研究员,另一张则是中科红旗董事长。作为一个科技创业的企业管理者,孙身上这种矛盾化的多重性格十分鲜明。
原先是一名Linux专家,后来开始做企业,谈起做企业的得失,孙玉芳感慨万千。创业之初,有次孙玉芳和公司成员到某公司立项。那时在一些公司的眼里,立项则意味着伸手要钱,因此,该公司一位科长在谈项目时表现出这样一种姿态:各公司的阿猫阿狗都朝我要钱,你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孙倍受冷遇。这时,该科长的上司来了,看见孙后大惊:“孙教授,您怎么来了!”立刻,科长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儿。
“做企业,我首要的身份是企业管理者,而非专家,在谈判桌上,我的首要任务就是谈项目。这时你绝不能摆出专家的架子,考虑什么你不尊重我,我就不跟你谈了,要知道,谈判失败就等于失去一个合作方,就拿不到钱。”
我是企业管理者,而非专家,这也是后来孙玉芳在中科红旗创业一个全新的感悟。孙深深明白这一点,秀才创业缘何大多失败,主是因为过于重视技术含量,而忽视企业管理法则。“要知道,这是两码事儿,”孙说,“你能将技术做好意味着你能加强企业产品的技术含量,而真正管理好一个企业必须对企业全盘进行跟踪,运筹帷幄。”
“现在搞研究的,尤其大学里某些搞研究的总是认为自己的技术多么多么高明,办公司小事一桩,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儿,有技术你也未必能将公司办好。我认为,转变身份的首要前提就是转变观念,这点很重要。”
“我认为自己的位置是摆对了,从我们接手的第一个单子开始,我完全跟踪。做企业,你必须对整个立项、谈判、验收,甚至扣折有个全面的了解。”
尔后,孙话锋一转:“我并不是对下属不放心,我必须了解项目中的所有环节,才能了解公司的困难,行之有效地解决问题,从而提高员工的办事效率,而我也能真正做到心中有数。”技术和管理,执其两端,孙小心谨慎而有分寸地把握两者之间的尺度。
玉芳的禅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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