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光芒照耀了谁？杨澜与阳光一起走过的路

    当杨澜在香港2.8万平方尺的制作间穿梭时，她的身形仿佛一只燕子。“我不喜欢强硬的对抗”，这位中国最闪亮的传媒明星谈到自己“阳光文化”董事局执行主席身份时说。她也不愿意回忆解雇职员时的情绪。她已经在镜头面前闪耀了11年，深知如何轻盈地闪过令人尴尬的追问，其熟练程度正如杰克·韦尔奇面对她的提问时的表现。

    尽管她现在需要不断考虑阳光文化在今年的收益是否能够达到2亿港元，也知道自己对于一家市值7亿港元的公司肩负责任，但是她说话的神情多少让人回忆起90年代初正大综艺中那个单纯乃至单薄的大学毕业生。

    她拒绝承认自己多么目光远大，虽然她被视作新一代亚洲领袖人物之一，《经济学人》甚至意犹未尽地称之为“亚洲的一缕阳光”。这位33岁、美丽、富有的女人的发展曲线，已勾勒出中国发展的轨迹。

    她一毕业就成了明星，在精神生活如此紧张与匮乏的90年代初，她主持的娱乐节目大受欢迎，她知道如何讨别人喜欢，在她上学的北京外国语大学里，她被那届男生评为“最可爱的女生”。她喜欢出名的感觉，但似乎又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如何去超越浅薄的“知名度”。她承认1993年正大集团的谢国民劝她出国的举动影响深远，他说：“一个节目没有一个人重要。”

    于是她来到纽约，在纽约大学的课堂上，她迷上记录片，还学会了如何以更多的角度看问题。她在学习之余仍旧写作了《凭海临风》，这本日记式的小书到2000年底已经售出60万册——它的写作水准实在不怎么样。

    从1994年到1999年，除了与一位在美国闯世界的中国青年吴征的结婚，她的遭遇谈不上顺利。她暗示她在凤凰卫视的经历并不愉快，1997年中期，在刘长乐的刚刚缔造的电视台中，她主持了香港回归等系列新闻。之后，她进入了这家默多克控股45%的公司，不但主持了“百年回望”这样的深度历史节目，还成功地使自己成为华人世界最具深度的访谈者，在她的节目“杨澜工作室中”，他与贝聿铭谈建筑，与安德鲁·格罗夫讨论信息产业，向尼格罗庞帝咨询媒体策略……《亚洲周刊》称，她的观众数量令温夫瑞·奥普拉黯然失色，而《福布斯》杂志称她是中国的沃尔特·芭芭拉——美国深度访谈明星，她则称自己更喜欢ABC的戴安·索耶，不只有犀利的谈锋，同时保有优雅的个人风格。

    她当然不想仅仅成为一个华人世界一位广受欢迎Talk Show明星，她更渴望参与中国历史的进程。她马不停蹄地在北京、上海、香港之间穿梭，她创办并领导着一家被《福布斯》称作“2001年最值得关注的20家小企业”之一的公司，她为将近400个人提供就业机会。尽管她没有表现出其丈夫那般强烈的商业理想——“构造世界最大的互动数码王国”，她对于如何制作出深度文化新闻、与龙应台(台湾女作家)交谈更感兴趣。这家公司钟情于历史、文化这样的深度专题节目。杨澜相信教育在现代社会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她清晰地记得1997年在大别山的遭遇，作为中国希望工程的理事，她目睹了缺乏教育的孩子们黯淡的前途。

    深度新闻节目意味着你将丧失大量观众，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电视业同行，将阳光文化视作过于理想主义的象征，它过于狭窄的关注范围将使广告前景不明朗。但杨澜颇负自信，她希望中国4亿电视观众中15%-20%的最高质量者，成为阳光文化的忠实客户。在与中国30家左右卫星电视的争夺中，阳光文化以强烈的人文情怀姿态登常40%的内容在香港与上海完成，60%购买于A＆E电视网络公司。

    杨澜不喜欢谈论责任感，她说，她不过是在做自己一直希望做的工作。但看看这样的语句：“过去20年以来，中国的中产阶级太忙于赚钱了，他们观看娱乐与体育节目，却忽略了别的方面。如今关于人生的价值观念与方向，他们迷惘了，在新一代中国人中间，他们希望寻找到自己的灵感。”

    这样的姿态令阳光文化在中国同行中脱颖而出。吴征提醒记者，不要总是盯在公司2000年1600万美元的亏损上，你还要看到这家2000年3月才借壳上市的公司如何在当年就进入台湾与香港市场，并在中国大陆的仍旧紧张的法规限制中拿到了“2001年可有限制接受的境外频道”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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