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溯源与管理的“中国式”
2011/9/8 来源:价值中国 作者:张华强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或“中国模式”的特别关注。折射到企业领域,是否存在着中国式企业管理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也需要和此前台湾的一位教授提出的“中国式管理”区别开来,应当明确两者不是一回事。因为那位教授明确告诉我们,管理哲学有中国式,而管理没有中国式。而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式企业管理恰恰强调的是后者。要想弄明白其间的关系,需要从什么是中医说起。

    中医之“中”,很容易被理解成中国的意思。其实当初并非如此,医学专家告诉我们,中医之“中”的本质是中正平和,和中庸之道的“中”性质差不多。不过它还有一种内在规定性容易被忽略,那就是“适合”。东汉时期的思想家王充在《论衡·商虫篇》中说:“桂有蠹,桑有蝎,桂中药而桑给蚕,其用亦急”。这大概是较早使用“中药”这个概念的一个例证,王充所谓“中药”就是“适合”当药用。肉桂树上有蛀虫,桑树上有蛀虫,桂树适合做药材而桑叶可以喂蚕。既然“中药”,也就是“中医”了。当然,最早使用中医概念的,是比《论衡》问世早一些的《汉书·艺文志·经方》。该书引用了一句民谚:“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而真正区别于西医而给中国医学起名“中医”,则是鸦片战争前后的事情。

    从这段医学史话里,我们不难受到一种启示,正如不能仅仅因为一种医学诞生在中国,就叫中医一样,不能因为一种经营活动发生在中国,就叫做中国式企业管理,应该有其内在的规定性。应当承认,如同古时神农氏尝百草一样,中国式企业管理也历经了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然而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停留在这种摸索状态,必须有理论指导,对已经取得的经验给予理论的梳理,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可操作体系。这种可操作体系并非专门为中国企业量身定做,但适合中国企业;这种“适合”是指被管理实践证明有效果,具有相当的可复制性。

    可以肯定,改革开放之初,在企业管理中并没有一个市场意义的中国式管理存在;正如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导者们并没有刻意追求一个骄人的模式一样,事先设计出一个中国式管理模式让企业家遵循,那只是学者的一厢情愿。也就是说,在当时企业管理效率相对低下的情况下,怎样改善和加强管理,那没有框框。相对于以前的封闭,需要更多的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智慧。但是其中有一个选择什么管理方式更合适的问题,即不应该有中外、土洋之分,也并非“月亮也是外国的圆”,只有最合适的才是最好的选择。选择的实践多了,作为对经验的比较和总结,才有了企业管理的中国式概括任务。而且这种总结,针对的是最前沿最优秀的实践,正如中医要剔除巫术一样要与潜规则之类划清界限。

    正如中医留有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一样,中国式企业管理也不能不考虑传统文化的作用,管理方式存在着适合不同类型企业实际的课题。换句话说,任何曾经成功的管理工具的运用,都要与企业实际相结合。但是,结合不是简单的迎合,适合不是与潜规则的妥协,而是要和企业的正气结合。这和中医的药物“扶正”的本质一样,任何管理工具的引进,都需要通过企业自身的健康力量达到自我调节、健康向上的目的。其中包含着把“实际”提升到较高层面的意思,虽然需要力争在除旧布新中将副作用降至最低,但绝不需要什么“太极思维”。

    在上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的民谚中,所谓“中医”还有一层意思是医分上中下三等:上医“治未病”,中医治已病,江湖郎中胡乱给人开方子,那就是下等的庸医了。


一方面,医术不是万能的,对于病入膏肓者无回天之力。中国式企业管理模式形成后,即使运用于某个中国具体的企业,也有一个是否“适合”的问题,需要辨证施治。另一方面,对病人而言,就医应慎重,注意选择良医;宁可不治疗也不能冒险让庸医来耽误自己,不治反相当于一个中等水平的医生。对于企业管理来说,这就是不折腾。企业管理尽管需要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武装自己,但是不能赶时髦,在时新理念的炒作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拒绝其诱惑,保持管理的本真。......点击查阅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