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中的“智理”思想漫谈
2010/9/10 来源:《管理@人》杂志 作者:张华强

  在先秦典籍中,《吕氏春秋》所代表的学派被汉书称为杂家;其实,从其对内容的阐述充满睿智而言,应该称之为智家才是。该书意在指导人君怎样治理天下,是那时候的管理大全,堪称“智理”。虽经沧海桑田之变,其中蕴含的管理智慧仍然不乏闪光之处,值得今天的企业管理者借鉴。

  智理就是顺理

  人们常常把秦二世和阿斗相提并论,以为秦二世愚不可及。其实在秦始皇的诸皇子中,胡亥与扶苏一样天资聪颖,“丰神俊秀资质特异”。只不过在乃父秦始皇面前,扶苏认理不认人;胡亥认人不认理,颇能博得秦始皇的欢心。不过,常在秦始皇的膝下承欢的胡亥,看到父皇日夜操劳,太苦太难,压根就没想做皇帝。当他被赵高等人推上秦二世的大统后,听从一个庞大机制的摆布,更感到身不由己。其日程安排颇像现在高考前的学生,在校作息听铃声指挥,回家后作业写不完不能入睡,很是辛苦。正处于成长发育期的胡亥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极想“逃学”,结果让老师赵高钻了空子。

  秦二世的悲剧与吕不韦有关,因为吕不韦给君王制定了全年的作息时间表,这就是《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在一年十二个月中,君主哪一个月该干什么,住哪一间房子,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吃什么饭,甚至用什么样的碗,都规定的清清楚楚。叫做“大圜在上,大矩在下”,必须效法天地。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故弄玄虚,形式主义,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揆天道、察地道、览人情的顺天应人思想,是在弘扬一种在顺理中进行管理的主张。毫无疑问,《吕氏春秋》对天象的描述是朴素的,但是作为一个农业国,以农事为中心则十分必要。因此在管理中顺天应人就是顺理,就是顺势而为,就是循理;不尊重客观规律和自然法则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在顺理中管理,有望得到最大限度的认同,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是管理的大智慧。因为顺理就是善假于理,能够突破管理者个人能力与所受到的资源限制,与荀子善假于物的主张异曲同工。比如《吕氏春秋。任数》中说:“因冬为寒,因夏为暑”;因为冬天要来了,让大家做好“过冬”的准备,因为夏天要来了,让大家防止“过热”,就有望取得“顺风而呼、登高而望”的效果。“气同则合,声比则应”,其动员力要比单纯强调“没有任何借口的执行”强大的多。

  顺理需要循理,然而这绝非守旧,而是对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毫无疑问,顺理、循理,贵在因循;虽然所循之“理”可能是旧的,而管理者面临的情况则是新的,在新的情况下洞悉“理”的作用,同样需要一种探索精神。管理者必须主动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进行积极有为的管理活动,而不是刻舟求剑。同时,在顺理式的管理中,管理者还必须具备更加深厚的历史责任感,“利虽倍於今,而不便於后,弗为也”,坚持可持续发展。这有助于我们克服企业日益严重的短命现象,摒弃短期行为。

  智理就是以智为本

  吕不韦系商人出身,后来成为秦国著名的政治家,其成功转型得益于“奇货可居”的故事。其实,抛开儒家后裔在秦实行郡县制的不满,和进而对吕不韦的诋毁,“奇货可居”完全可以被视为以人为本。只不过被称为“奇货”者不是一般的人,而是秦国的王族成员赢异人。在秦国王族中,有资格成为王位继承人的大有人在;吕不韦指望赢异人在充满不确定因素的角逐中胜出,必须假定赢异人的贤智足以胜任。吕不韦在决定涉足这个特殊的竞争漩涡之前,的确对赢异人的心智进行了一番考察。并对赢异人的心智进行了进一步锤炼和包装,为此投入的心智同样可歌可泣。从这个意义上讲,吕不韦的“奇货可居”又是以智为本,其实践的硕果也必然会折射到《吕氏春秋》之中来。

  先秦重农轻商,“贤主所贵,莫如士”,那是在以土为本。《吕氏春秋》认为这是本末倒置:“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则喜,四境皆贺;得士则不喜,不知相贺,不通乎轻重也!”《吕氏春秋。本味》叩问:“非贤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贤”。只有通过得贤而得智,才能在事业上“得志”,理应以智为本。《吕氏春秋》认为“尊贵富大不足以来士”;孔子虽然没有一寸土地,同样可以成为圣人。“夫得圣人岂有里数哉”?所以管理者应当像大禹那样,对人才给予足够的尊重,不惜“一沐而三捉 一食而三起”。

  《吕氏春秋》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智本”理念,但是对以人为本的思考更加深入,涉及到以人的什么为本的实质,其答案是“贤”。随着历史的进步,统治者一般都不得不接受民贵君轻的说教,但是容易在抽象肯定中具体否定。而人处于“贤”的状态时,或者人达到贤士的标准后,统治者就不能不慎重对待个体了。这里的“贤”除了符合道德的要求,主要说明一个人很有某方面的智慧,对贤者的礼遇可以超越敌我阵营。所谓礼贤下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坚持以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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