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管理”的随想

　　任何一个组织——无论它是政府组织、还是企业组织、抑或是慈善或宗教组织——都是需要“管理”的。

　　管理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或一些技巧，更是关于如何实现组织成果的系统管理思想。它是关于“如何实现组织成果”的学问。虽然我们常常说管理必须是“卓有成效的”，可是，“卓有成效的”管理，必须是赋予组织成果的。因此，管理是什么？只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回答：管理一门关于（如何实现）组织成果的学问。它所关注的是组织成果、而不是管理过程或管理技巧，即使是一些充满智慧的管理技术，也必须质问“你通过这些管理技巧，获得了什么样的组织成果”？

　　这其中，“组织的成果”不等同于“个人的成果”。中国古代的所谓管理，大多数都是关于如何实现个人成果的学问，这其中，就包括了权谋伎俩和人际关系技巧，虽然它可以令你升官发财或如雨得水般的攀附权贵，可是，你“如雨得水般的攀附权贵”，仅仅获得了你个人的所谓事业成功的结果，却不代表着你的事业成功也代表着组织的成功，相反的是，你的个人成功（成果）完全可能伤害到组织成果的实现，就如同你的人际关系技巧八面玲珑，却可能是以牺牲组织的效率成果为代价。

　　那么，什么是“组织成果”哪？首先，你得把一个企业或者一个机构，看作是一个组织，其次，你才能够由此区分出“组织内部”和“组织外部”。

　　确实，“组织”是在典型的工业社会才会出现的一个新词，而早先的传统农业社会只有熟人或者人情的概念，它将一群人的集合等同于一个组织的集合，它将人际关系处理误解为就是管理，由此，它也将（传统意义上的）“统治”误解为是（现代意义上的）“管理”，事实上，所谓的管理，就是指如何管理一个组织、而不是如何统治一群人，它是为实现组织成果而工作、而并不是个人获得事业成功而出谋划策——假如管理是为个人事业成功而出谋划策的话，那么，它将等同于早先的幕僚或者谋士。

　　因此，假如你想要寻找组织的成果，只能在组织的外部寻找、而不能在组织的内部寻找。

　　就如同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说，组织的成果，只存在于“组织的外部”、而并不存在于“组织的内部”，他甚至苛刻的说，内部的一切管理都只是成本、而外部的成就才是组织的成果，就如同内部管理的效率一样，内部效率必须转化为外部（价格）竞争力，我们才能够说效率是有价值的，否则，我们只能说所谓的是效率是无用的、无价值的，因为它并能够产生一种基于组织外部的成果，这也是管理大师德鲁克区分“效率”和“绩效”的本质所在：效率只是基于组织内部的一种管理，而绩效才是基于组织外部的一种成果。

　　从这个意义来说，每一项新理论或管理技术，都必须回答“成果是什么”，否则，它就不可能具有管理实践的意义。假如你提出“以人为本”的观念时，你必须回答准备解决什么问题？它是你不能回避的、也必须回答的问题，当然，你不能想当然的说，人人讲究贡献并且和谐相处，那么，管理所期待的成果就自然而然的出现了——它不是管理，而是乌托邦；假如你提出“管理就是爱”时，你必须说清楚“爱”究竟能给管理带来怎样的成果？如果你说爱能够带来彼此的和谐相处，那么，“和谐相处”并不是管理所期待的成果，因为它只代表着人际关系相处的成果、而不能够代表组织所期待的成果。

　　一般来说，大多数的“组织的成果”，都是能够被“数字”所检验或验证的，而十九世纪以来被检验的组织成果，莫过于被“效率”的数字所检验。

　　这个情况得益于十九世纪逐渐出现的完全的市场化的竞争局面的出现，假如一种垄断的或人际关系得道天下的环境下，那么，效率不仅变得毫无意义，而且还会成为实现组织成果的绊脚石，而效率之所以成为竞争的关键，就是因为它能够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组织成果”（这是效率的本质）。

　　当年管理大师德鲁克之所以用“绩效”这个词取代“效率”，只是因为他认为“没有目标的效率”是“没有意义的效率”，就如同一匹马车没有目标的奔跑，它的效率越高（速度越快），却反而可能离目标的距离越远，就如同中国人常说的“南辕北辙”。这也是“绩效”这个词的本意：只有明确了你的目标，你的富有效率的工作才是卓有成效的，就如同德鲁克所举的“三个石匠”的例子：第一个石匠说他是在养家糊口，第二个石匠说他是雕刻一块石头，只有第三个石匠说他是在建造一座大教堂——显然，只有第三个石匠才知道他的目标是什么。

　　因此，“目标管理”成为了几乎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管理，而之前的“效率的管理”或“质量的管理”，仅仅可以看做是局部的管理或是一项管理技术。

　　虽然戴明的质量管理为质量提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他毕竟仅仅是关于质量的，而质量并不代表顾客接受，也就是说，只有顾客的接受才代表着组织的成果，从这个意义来说，德鲁克才是卓越的管理大师，因为是他把企业组织的管理，从关注组织内部眼光拉到了企业组织的外部，也就是说，他把产品的、质量的或效率的，转向了外部的顾客身上来。

　　当然，也有一些“组织的成果”，是很难被“数字”所检验的，譬如关于人的价值观、人的思想或人的个性等等，不过，归根到底，人的价值观或人的个性等等的解放，依旧是要转化为“组织成果”的，虽然它很可能是体现为“人的幸福感”或“人的生活质量”等等，它依旧是可能用“数字”来表示或衡量的，只不过它要在数字之前加上一些正负号或者加入一些关于正义与公平的定义词。

　　当中国共产党......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