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时代都有焦躁和不安，都有失落。如果是在一个发生着巨变的年代，这种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显得更为迫切。“there are known knowns， there are known unknowns， there are unknown knowns， there are unknown unknowns.”
在一直被认为是渐进式变革的中国，最为根本的变革是价格变革—各种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的更新—与市场和平等交易接轨。在工资、资本以及日渐兴盛的技术、创意成为生产要素的年代，在没有经历过科学管理、真正的大规模生产洗礼的中国，这种引导变革和探索方向的主要参与者，无疑正是经济学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价格双轨制改革，“吴市场”，“厉股份”，国有企业改革，甚至大学扩招—备受争议的产业化，甚至黄金周，火车票价格，对中国移动这样的巨头的批判，反垄断，产权交易，物权法，等等不一而足，无不闪烁着经济学、经济学人的身影和思维的火花。
毋庸置疑，经济学家在改革开放以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触角伸到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所谓“章鱼一样的经济学”；另一方面，经济建设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议题之一，为更多的经济学家提供了舞台。拥有传奇人生经历的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勇敢地从宝岛台湾投奔祖国大陆，并在世界经济学的重镇—芝加哥大学学成之后，成为第一位归国的“海龟”经济学博士，是因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伟大实践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因此，在中国，经济学家看起来更应该像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应该成为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探索者之一。他们应该参与到为更多的人谋取福利的队伍中去。这是公众的期待，当然也许是一个想当然的错觉—这种错觉来自于经济学人对自身的信任甚至自负。
事实上，许多经济学家并不以为然，他们可能与一个物理学家、化学家或者生物学家一样，只醉心于纯粹的学术，“两耳不闻窗外事”。那些影响深远的经济学思想的发现者未必一开始就怀揣“达则兼济天下”的政治野心和“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气概。驱使他们的不是丰厚的千万瑞典克朗，也不是成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荣耀或者财政部长、央行行长的诱人权力，而是解释问题的持续热情。芝加哥大学新闻处对经济学家（人）的分类包括：①理论经济学者，包括做实证工作的；②政策分析经济学者，包括搞调研的、做官的以及对媒体发言的；③企业经济学者，包括做经营的、做咨询的。如果媒体或者大众不能清楚地界定他们的区别，就不能充分理解自己的判断的合理性。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正如许多媒体领袖所说—我们并没有足够丰裕的财经媒体从业者—记者和商业观察家，那么这种错位可能导致，我们对某些经济学家的言论或者行为发出岩浆一样炙热的怒火。不幸的是，这种情况正如火如荼地在中国大地上演。尽管，还有一个原因是，经济学人本身也未弄清楚自己到底在三种人中更倾向于哪种角色。经济学人正成为中国获得“唾沫”和骂声最多的人群之一。
我们试图“陈列”经济学界的诸多“怪现象”。我们想象这些怪现象仅仅是一种认知上的错位，但是仍然要表达对经济学人应有角色的期待。我们相信，在一个媒体与经济学人持续接触并且日益频繁的今天，每一个经济学者所发表的看法都的确是深思熟虑的，是“十年磨一剑”的精髓；其次，他们在发表观点之前，没有进行过某种不合适的交易—这种交易不是对其知识的首肯，而是在出卖社会对他们的尊敬和信任；第三，我们希望经济学人在谈问题的时候，是本着科学的精神、“兼容并包”的姿态以及“我不同意你所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胸怀；第四，我们渴望经济学人淡化他们的焦虑感，多一分从容，多一分自信，多一分“累死书桌”或者“讲台”的勤恳。
的确，我们吹毛求疵。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学家与国家的未来、企业的运营生态以及人民的福祉如此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学界的确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当然，我们会坦诚地看待时代的局限。 非理性的经济学人经济学人就一定是“理性的经济人”吗？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已经遭受到许多冲击，200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尝试把心理学与经济学相结合，弗农？斯密斯则尝试“通过实验室进行经济方面的经验性分析”，开创了实验经济学。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的新闻公报说，“传统上，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筑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和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之上，而且经济学还被普遍视为是一种依赖实际观察而不是可控的实验室实验的非实验性科学。然而，现在，经济学研究越来越置身于修正和试验基础经济理论前提，并越来越依赖于在实验室里而不是从实地获得的数据。”
不过，这是否对“在确定......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