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入股”管理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是寻求平衡的高手。我们渴望博采东西沉淀，纵擒古今精髓，以此来探索未来，但美好愿景不得不遭受现实了无休止的嘲讽。

　　所以，我们对国学“入股”管理的现象抱有忧虑。“国学”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争议、值得商榷的概念，人们在具体所指上并没有达成一致。国学的传播出现了许多肤浅和可笑的现象，这使我们怀疑：国学与管理的融合是“天朝上国”的旧梦复来，还是我们压根就当不了“好学生”？

　　被期待的第三条道路

　　博大精深是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词语，常用来形容五千多年历史形成的灿烂文化。博大精深即无法三言两语说清楚，言简而意义深远，内涵深广而含混，具有多重解释维度。一部《论语》，有人看出了圣人情怀，有人看出了王者之道，更流传出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佳话。至今，阐释《论语》的书籍依旧洋洋大观，汗牛充栋。

　　解释的人都认为自己悟得了夫子的真谛，但听众群里却总有不肯买账的人。于丹借助电视媒体普及《论语》知识，这边大众正“与我心有戚戚焉”，那边一帮博士已然跺起脚来，指责于丹糟蹋了传统文化，甚至有人提出了“于丹红就是文化黑”的骇人标题。文人间的口诛笔伐是中国一脉相承的老传统。一千个观众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每个中国人心目中都有关于经典著作的理解模式，尤其是认为自己深得个中真味的文化人。标准和切入的角度不同，观点的碰撞和冲击就难以避免。

　　孔子的时代生产力极端低下，奴隶制尚存余威，生发于那种社会背景下的认知体系是否能适应后来环境巨变了的中国？有人发出疑问。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观点完全淹没在铭记传统的洪流里。中国人喜欢引经据典是出了名的，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爱掏老祖宗的衣兜。和西方比较起来，这种向后看的思维特色尤为突出。

　　清末康有为看到清王朝的老一套已经不行了，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祸国蛀虫歌舞升平，腐朽的体制像枯树藤一样把整个中国缠绕得透不过气来。于是，康有为开始在广州开堂招徒，传播变法理念，并积极筹谋公车上书，企图下情上达，感动天子。有意思的是，康有为的变法依据还是来自被清王朝奉若文化神明的孔子。假托孔子提出改变科举取士制度，在康有为是得意之作还是无奈之举，今天已经不可考证，但这种现象的发生足以让人思考。

　　同样是变革的西方宗教改革，情况则大为不同。1517年10月31日，路德把他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维腾贝格大学教堂的大门上，在该书中他深刻地批判了罗马教会的贪污腐化。除了将《九十五条论纲》送给美因茨市大主教一份外，路德还把它印刷出来，在该地区进行广泛散发。路德否定教皇和总教会会议的权威，坚持只接受《圣经》和公理的指导，路德对教会的批判完全建立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从未假手先贤之说。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向后看，为什么在表达自己观点时喜欢借助他人的力量？这跟中国人崇尚融合，形成文字表达时务必形成体系的习惯和压制个性的传统不无关系。

　　双面融合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后人又有“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取其所长、补己所短”的说法，一直以来，人们都非常重视吸收他人的优点为自己所用。尤其是被历史实践所证明了的经典著作，更被奉为言论的圭臬。不但学术研究者在论证时要运用经典，就是普通人说话也喜欢融合古今，旁征博引，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力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说服他人。

　　融合能打破一己之私，开阔眼界。鲁迅说的“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大概就是这个观点。但是鲁迅也强调“拿来主义”的做派不是不思考无选择地拿和运用：“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地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拉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然后，可惜的是，生活中许多人在拿来别人的理论时并没有结合现实进行选择。更为恶劣地是，还有些人挂羊头卖狗肉，打着融合的幌子篡改和歪曲他人的成果，制造出四不像理论。现在市面上流行将国学和管理强行嫁接到一起的流行书籍就是代表之一，这些似是而非或者说是形似而神不似的理论除了迷惑读者的视线，起不到任何解决现实问题的作用。而且自一开始就把国学和管理的融合带上了错误的轨道，徒增大众因为国学受到糟蹋而形成愤怒情绪。

　　压抑创新的体系观

　　注重整体性是中国人思维的重要特点。中国人善于采用整体的、全......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