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中国能富起来”——访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

    
     茅于轼先生被称为“经济界的鲁迅”、大众利益的代言人。采访茅于轼先生的愿望由来已久，某次和朋友谈起这个想法，朋友说，这个人值得采访，是个激情的老先生，你一定可以感受到他的满腔爱国热忱。
    
    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当代著名经济学家。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桥梁专家。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从机械系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任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1955年调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1958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被赶往大同机车厂劳动；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1985年出版《择优分配原理》。同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1987年回国，此后7年内担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1990年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之聘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1993年参与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并任所长、理事长，现为该所常务理事。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1985年起就关系道德问题，作了近10年的研究和思考，1997年提出人与人的等价关系，从对等关系出发，对人权、自由主义、道德、民主等观念都作出了深入的解释。
    
    茅于轼先生为中国当前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是中国民间经济学者的重要代表。
    
    2006年盛夏，记者有幸和茅于轼聊聊他近年来的研究和主张。
    
    
    
    《营销学苑》：您的父亲是铁路工程师，您的伯父是著名桥梁专家，而您自己早年也是机械系毕业。为什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最终您却成了一位硕果累累的经济学家？这中间的有没有什么特别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
    
    茅于轼：是的，我以前是学习机械的，后来“文革”期间由于他们不要我搞机械了，刚好有个经济学的课题组需要人，我就去了，结果一干就是很多年。不是我主观上不喜欢机械研究，是客观原因造成的。1958年，我被划为右派，下放至山东农村劳动。“文革”中，再次受到冲击，被抄家、批斗甚至殴打，最后发配至山西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才获平反。辩证地看，12年失去了干事业的机会，但也获得了对我国农村的深刻认识和对农民的深厚感情。我1981年参加了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在北京的计量经济学研讨班，正式接触到现代经济学，并大量阅读西方经济著作，不断完善自己的构想。
    
    进入这个学科之后，我发现经济学是一门伟大的科学，它能够帮助我们合理利用资源，使用一定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靠经济学的指导，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富有。经济学发展的二百多年中，社会财富成百倍地增加，教育得以普及，寿命得以延长，人类真正走进了不愁匮乏的时代。大家都认为经济学造福于人类，功莫大焉。我也是这样看的。
    
    《营销学苑》：您所提出来的“择优分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具有石破天惊的色彩。回过头来看，当时你有没有一些畏惧？
    
    茅于轼：根据择优分配原理，同样使用条件下的商品应该有统一的价格。一批化肥在多块土地上分配，使增产的粮食为最多的分配方案，必须是最后分配出去的化肥，不论在哪块土地上能够增产的粮食是一样多的。用价格来实现择优分配，就是统一定价。农民会自己核算，在不同的土地上用的是同样价格的化肥，他一定会争取在不同土地上化肥的增产效果相同，没有任何一斤化肥的增产效果会低于化肥的价格。这是用数学推论出来的东西说出去有什么好怕？那是科学，是科学就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当时我没有你说的这个顾虑。
    
    《营销学苑》：如果让您评价一下自己的学术生涯，您以为您最可贵的学术态度是什么，最大的学术贡献又是什么？
    
    茅于轼：世界上的事都有两面性。经济学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增加物质享受，但是物质享受又是人们痛苦的根源。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是资源是稀缺的。或者说相对于人们的物质欲望而言，物质永远嫌不足；人们的欲望永远也满足不了。所以经济学把追求物质欲望的人置于永远的痛苦之中。我们环顾周围的人群，致力于物质享受的人，认为只有物质才能带来快乐的人，其实并不感到快乐，倒是淡泊名利的人能够脱离烦恼，自得其乐。
    
    我不能说自己有什么最大的学术贡献，但是既然身为一个研究者就该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贡献出来和社会分享，能为整个社会作出贡献是每一个搞学术研究的人的愿望吧。我也不例外。
    
    《营销学苑》：对新一代的经济学家有什么样的期望？曾经有人说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茅于轼：一家之言。衡量标准不同，结论也不同。......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