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峥嵘：敲打德国“铁饭碗”的中国人

    刘峥嵘的工作具有时代象征意义——将一些中国式活力注入德国公司，并将德国式严谨引入中国的管理。

    37岁的刘先生也许是欧洲企业中职位最高的中国大陆人士。2004年，这位出生于上海的经理人被任命为朗盛公司(Lanxess)人力资源部负责人。朗盛是去年1月从德国大型联合企业拜耳(Bayer) 拆分出来的化工集团。

    任何一个认为人力资源头衔听起来不够分量的人应该记住，在德国，人力资源总监代表公司与工会进行重要谈判，赋予他或她在企业中的核心角色。

    对刘先生来说，这个职位需要承担刚刚剥离出来的朗盛的首项重任，这并不令人羡慕。拜耳保留了保健和农用化学制品业务，留给朗盛的是一些拜耳不再需要的低利润、低增长化学业务。由于公司竭力将成本削减1亿欧元(合6800万英镑)，刘先生必须说服工会接受 1000个工作岗位的削减。使德国企业的岗位流失更具政治敏感性的是，公司还希望把部分生产转移到中国。

引发工会怀疑

    让一个中国主管主持这样大力度的裁员谈判，引发许多工会官员怀疑。“他们问道，他到底想干什么？”身形瘦长的刘先生说，“但在德国，每个人都能获得公平的机会。”

    谈判进行了4个月，而且常常持续到深夜。他说，最终，两个论点赢得了工会。他们见证过拜耳在90年代的停滞，拜耳当时没有采用许多艰难的战略决策。并且他们知道，来自中国等地的竞争威胁在迅速逼近。

    “正如德国人所说，这是午夜到来前的最后5分钟，”他回忆说。“我们需要摆脱守势。虽然为时已晚，但现在进行变革，总比今后形势更糟糕时改革要好。”

    他补充说：“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欧洲许多其它企业。”

中国大陆人士很少升任西方公司高管

    鉴于刘先生的背景，他在公司的地位迅速上升尤其引人注目。尽管许多中国移民在西方跨国公司中获得成功，但中国大陆人士很少能在公司总部上升到这个级别。年龄超过45岁的那代人因为文化大革命而至少未能接受部分教育。即使像刘先生这些目前30多岁的人，也是在一个非常封闭的世界中长大的。

    他第一次真正遭遇西方文化是在1986年进入上海一所大学后。一堂课上，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老师开始谈论美国生活，几次紧张的扫视之后，他发现在座的18个学生中没有一个人听说过匹萨饼。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他和大多数同学都试图出国。“每个人都在谈论 GRE和托福(TOEFL)，”他说起了进入美国大学必须通过的考试。“当时的感觉是中国将会倒退10年。”

   因为美国收紧了对中国学生的签证，刘先生转向其它地方。1991年，几乎不会说一个德语单词的他在科隆大学 (Cologne University)获得了攻读政治学和教育的机会。

    他通过教中文来维持生活。1998年，他的一个学生得到了一个负责拜耳中国业务的工作，这个在北京的公司为刘先生提供了一个职位。6年后，朗盛公司把他调回勒沃库森管理人力资源部。朗盛拥有1.83万名员工，其中一半在德国。

欧洲企业官僚体制影响盈利

    他说，与工会打交道是一种“丰富的阅历”，但这个体系有缺陷。“存在很多官僚主义和规矩，这些都是以牺牲速度和效率为代价的，并影响到了企业盈利，”他说。“我努力想让人明白，我们需要做出一些改变。”他表示，德国公司已经取得一点进步，而法国“还在寻找正确的选择”。

    然而，德国体系还是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长处：“德国公司更尊重员工，并付出巨大努力使决策过程透明。这种情况在中国并不多见。”

    刘先生说，尽管中国每年培养数百万大学毕业生，但跨国公司还是很难在中国找到高质量的员工。咨询公司......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