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你一个最真实的德鲁克

    新世界的发现者

    德鲁克于1909年出生于维也纳，希特勒上台前他一直在德国当记者，后来他去了英国一家投资公司，直到1937年移居美国。早年他在法兰克福大学学习宪法史和国际法。在他的经历中找不到经济学的学历，但是早就熟悉的过去几个世纪的思想成果，塑造了他无所不包的知识结构。与凯恩斯、熊彼特等经济学家近距离接触，使他从非主流学术的角度观察和思考政治经济问题。

    目睹了奥匈帝国的倒塌，经历了纳粹统治的阴影，亲身体验过金融市场的操作，他敏锐地发现了当时各类社会问题。他看到“那些每天在各种组织里的普通人，他们为明天承担着建设者的责任，但是他们的世界却坍塌了。”青年时代在欧洲毁灭性的记忆，以及后来的美国社会发展，使他坚信优秀的经理人将是未来社会真正的英雄。他认为，世界从灾难中复苏的动力源于人们的道德行为，只有完善的商业组织和社会组织才能有助于预防政治和经济混乱。他发现，他要对抗的是一个集权当道的时代。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经历着一样波澜壮阔精彩纷呈的大变局，但与大师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未必有如此强的洞察力。德鲁克对事物的判断完全来自于他对历史深邃而敏感的洞察，他首先看到的是，那个时代没有足够的受过教育的人来支撑复杂的组织架构。甚至连他父亲供职的奥地利公务员系统，也更多的是一种专业性不强的官吏架构，而非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社会的基本单元则是家庭和社区。他在1942年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提出：工业社会需要一种取代传统社区和传统社会主要特征和功能的新器官（organ）。

    也正是因为德鲁克在该书中提出“器官”这一概念，1943年12月下旬，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副董事长唐纳森·布朗邀请他对通用汽车公司进行内部研究，以便分析它的组织和管理。但这对于他来说是冒着个人事业发展的风险的。德鲁克所任教的本宁顿大学的校长路易斯·琼斯这样评价他研究通用汽车公司所冒的风险：“你将永远地毁了你的学术事业。你现在处于究竟是研究经济学还是研究政治学的十字路口。如果接受这个课题，你在这两门学科中都会失去别人的尊重。”但是，德鲁克却说：“我认定自己必须深入内部，从内部来真正研究一个大公司，把它作为一个人类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作为一个统一的机制来研究。”

    在那个时代，凡是正统学者没有人会去研究一家以赚钱为目的的公司。德鲁克却敏锐地意识到，大企业开始在社会、政治、经济舞台上发挥重大的作用，权力的重心开始向通用汽车公司这样的大企业转移。德鲁克认为，若要弄懂现代社会，就意味着首先要弄懂管理，然后向大众和管理者解释管理。

    德鲁克的结论是：管理是所有组织的职能，所有的组织都需要管理。所有的经理都在干同样的事情，无论他们组织的业务是什么。他们都必须把人们集中在一起，以便集中运作。他们都必须使人们发挥长处，避开短处。他们都必须考虑什么是组织的“结果”—并因此明确目标。他们都需要一个职能部门来考虑战略，也就是使组织的目标成为绩效的手段。他们都必须根据组织的精神和文化规定它的价值、它的奖惩制度。而经理人的责任就是带动整个组织发挥生命活力。

    德鲁克对管理的定义是：“管理就是界定企业的使命，并激励和组织人力资源来实现这个使命。”“界定使命是企业家的任务，而激励和组织人力资源则是领导力的范畴，二者的结合就是管理。”

    旁观者与追随者

    没有人会质疑德鲁克之于管理学，相当于牛顿对于物理学，亚当·斯密对于经济学。尽管他创造了现代管理学，但在管理学学院体系内，有人认为迈克尔·波特拥有的学术声誉显然更高，因为他拥有理论框架。对学院派而言，这意味着德鲁克的著作不够严谨。的确，他有着渊博的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但是，一位宁愿为报纸撰稿、也不愿在学术刊物《国际经营与......More↓↓↓